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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区发展模式;映秀母亲项目 映秀母亲项目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工站在映秀发起的集哀伤辅导、心理支持、组织发育、生计建设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项目。 该项目最初的参与者是映秀镇张家坪村在5-12地震中痛失孩子的母亲们。;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母亲们亲手绣出了丰富精美的绣品，有自己孩子生前的画、有古朴典雅的羌绣、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小饰品等； 组织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从一个村扩大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镇走入另一个乡镇。 目前，这个项目已凝聚了3个乡镇5个行政村近1OO名妇女，制作出400余幅藏羌儿童画绣品。她们在绣花疗伤的同时，正在走出一条可持续生计发展之路。 ;‘‘ 映秀母亲小组的缘起与后续;这些，都不是震后一个多月我到映秀开展社会工作时所能想到的。我有些兴奋，又感觉到沉沉的责任。作为“映秀母亲”刺绣小组与广州义卖会的第一个建议者，我完全没想到当初随手种下的一粒小小的种子，竟然真的可以发芽、成长。;用什么方式给她们疗伤?;那些天，我差不多天天都见董成香—— 我们来到映秀第二天就认识的单身母亲。地震让她连单身母亲的这个身份也失去了，她的两个正读小学的女儿都在地震中遇难。 董成香天天和我聊孩子，偶尔也聊过去的家庭与感情，悲伤、愤怒、孤独。而我除了听她说、陪她聊，跟她四处转转之外，似乎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让她的情绪缓和一些。;跟着董成香到处转时，我得知： 仅在映秀，失去全部孩子的母亲还有8个，其他失去一个孩子的母亲有200多个。 面对这样的伤痛，我们仅仅5个人，停留2个多月，能做什么?只是聊天吗? 就算一个人和一群人聊，我们又能和多少人聊? 能聊多久?能聊出什么? 我真的有些困惑、无助，因为除了她们，映秀还有更为庞大的群体与家庭期待外来者的介入或援助，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社工在做这件事，其他援助群体也在做这件事，但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力量都显得单薄极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唤起与调动他们的生命热情。;川人坚韧，有很多人灾后第二天就埋锅做饭，甚至生产自救。 失去孩子的母亲固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可是她??愿意同我们聊，愿意同我们四处无目的地乱走，她们也渴望寻找一种出路，把没有孩子的日子好好过下去。这是我们能看到、能体会到的，只是我们没有想明白：这条路应该是什么、在哪里？;我很想找一种方式，让董成香有事做，让她的姐妹们都有事做，而且是一种放松的、带有疗伤性质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只想到了疗伤，没有想到生计问题。;从“植树”到“刺绣”的转变;我们一起联想，想到了植树。为每个遇难的孩子植一棵小树，树上刻上孩子的名字。这样，母亲们就有一个寄托，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在那里。另外，植树还可能对破裂的山起到修补作用。;这个主意好不好呢? 我们不敢贸然行动，于是专门去问当地的一位老人。老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老伴，但他很豁达，常和我们聊天。对我们的提议，他彻底否决： 一是季节不对，不好种树； 二是没有种树的地方，那些倒塌的山坡根本不能碰； 三是当地没有这样的风俗。;我还不死心，背着包又去找董成香。她总让我觉得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 在她的帐篷里，我们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聊来聊去又聊到孩子。不过，她们都在聊孩子生前的趣事，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如果不了解具体情景，你不会觉得这是在聊那些已经遇难的孩子。 我找到一个自认为适当的时机，提出了种树的想法。;没想到这个话题一提出，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她们沉默，然后就轻轻地啜泣。 自我认识她们以来，很少见到她们出声地哭，大多时候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们不会让眼泪流出来。我们可以聊孩子，但是不能聊如何悼念孩子，因为这会打破她们幸福的回忆，让她们回到无法接受的现实。 我明白我犯了一个错。但是还好，她们已接纳我，所以并没有责怪我。我告诫自己以后说话要更小心些。;种树的事显然不能再提。她们不愿意用仪式化的方式纪念孩子，因为她们无法承受那一刻的沉重。为了安抚她们，我只好留在董成香的帐篷里，因为她们总是不想让我走，我在那里就给了她们一个理由来说说孩子的事。;午饭时间到了，她们极力说服我留下来吃饭。她们住的地方，离我们的社工站步行大概40分钟左右。那条路是映秀的唯一通道，是地震后挖出来的，尘土飞扬，太阳又烈，空气中有一股怪味，不戴口罩没法呼吸，没有人愿意走路，都是搭便车。此时没有便车，她们一定挽留我。;这是我在她们的帐篷区吃的第一顿也是唯一一顿饭。 临时的炉灶油迹斑斑，因为缺水，她们也没有心思清洗。苍蝇到处飞，筷头黑黑的。但我很感激这顿饭，因为那个时候在灾区，米、菜都从外面运过来，有一顿热饭吃很不容易。 我感觉自己是从她们嘴里夺食，有点愧疚。十几个人三盆菜，吃饭的气氛有些尴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才能吻合这特殊的饭桌礼仪。;但饭后气氛很快轻松起来。 妇女们收拾桌子，其中一个叫余云芳的妇女居然拿出一个绣花样子，妇女们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