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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与银行风险控制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 3 条第 13 项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提供保管箱服务。这是各大商业银行开办保管箱业务的依据，但该法及《合同法》等规范均没有对银行保管箱合同定性。此外，2001 年 1 月 1 日试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曾将“银行保管箱服务合同纠纷”纳入“服务合同纠纷”类别，而 2008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和 2011 年 4 月 1 日施行的新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又都取消了“银行保管箱服务合同纠纷”这一案由，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仍旧处于迷雾之中。然而，认定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是很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分配，尤其是当保管箱中的物品遭受损失后，哪方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与合同性质休戚相关。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216 条和 222 条的规定，如果银行保管箱合同属于租赁合同，在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银行只需将保管箱交付客户，并在租赁期间保持保管箱符合约定用途，以及承担因银行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箱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369 条、374 条和 377 条的规定，如果银行保管箱合同属于保管合同，在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银行必须对保管箱中的物品妥善保管，期满或客户提前领取时，银行应返还原物并承担在保管期间，因银行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箱中的物品毁损、灭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显然，对于这两种合同来说，保管箱中的物品毁损、灭失的风险承担主体是不同的，在租赁合同中由客户承担，在保管合同中由银行承担。 一、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的观点和立法例 (一)租赁合同说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目前，国内开办有保管箱 业务的银行普遍支持租赁合同说。例如，工商银行在办理保管箱业务时会与客户签订《保管箱租用协 议》;交通银行在办理保管箱业务时会让客户填写“保管箱租用申请表”;中信银行则直接指出，保管箱 业务是银行将自己设有的专用保管箱出租给客户使用，客户用以保管贵重物品、文件票据等的租赁业 务。2 当然，不仅银行在实务中将保管箱合同视为租赁合同，很多学者也持该观点。史尚宽先生认为， “关于银行之安全保管契约或保险箱租用契约，即供给银行内之保险箱或金库之一部，容许存置有价证 券或其他贵重物品之契约，其性质为租赁抑或寄托，甚有争论。其仅供物之搁置空位，惟就其开闭为协 力者，应解释为租赁。通常露封保管为寄托，保管箱放置物品为租赁。”［1］杜怡静教授也认为， “虽然保管箱乃为物品之保管，但实际上主要为物品之存放场所，故往往被认为系保管箱之使用契约为 租赁而非寄托。”［2］我国澳门商法典采租赁合同说，其在第十六编“银行合同”下专设有第二章 “保管箱租赁”。该法第 844 条规定，银行出租保管箱时，须就场所之适当性、保护设施及保管箱之完 整性向承租人负责，但由不可抗力所引致者除外。该法第 845 条(a)项还规定，承租人尤其有义务支付 保管箱租金。 (二)保管合同说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对于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的认定，亦有部分学者支持保管合同说。有学者依合同目的解释分析，认为“客户与银行签订保管箱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银行的特有设备和安全条件，来保证自己交存的保管物的安全，而不是为了取得保管箱的使用、收益权，这一目的是与订立保管合同的目的相一致的。”［3］另有学者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在“银行保管箱寄存这类合同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都能尽到最大程度的注意，有时无需法律过多介入，当事人就可以主动尽到此等注意，而有时则需要法律的介入来调整当事人的注意程度。”通常来说，银行保管箱业务所涉及的留存物的价值都较大，一方面，客户的注意程度普遍较高，另一方面，在需要法院给银行设定注意标准时，规制保管合同的《合同法》第 374 条为法院调整银行的注意程度留有较多余地，规制租赁合同的《合同法》第 216 条提供给法院的回旋余地则相对较少，因而租赁合同较难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3 保加利亚商法典采保管合同说，其曾设专章规范银行保管箱合同。该法第 451 条第 1 项规定，根据银行保管箱合同，银行须在一段时间内为客户保管(keepfor)银行票据、证券，及其它项目和文件，唯客户有权接触和动用保管箱内的存放物。另外，该 法第 454 条规定，银行须向客户承担存放物因不可抗力而受损害的责任。 二、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新探 如果重回民法基本理论的层面，对于银行保管箱合同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切入点可以展开分析。(一)何为合同标的物 合同标的物是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租赁合同与保管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是合同标的 物不同。在租赁合同中，标的物是租赁物，而在保管合同中，保管物才是标的物。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