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国统区的文学.pptVIP

　　 作者的讽刺是机智而深刻的。机智表现在，作者总是从人物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入手（爱情、事业），通过人物自己无聊的活动讽刺人物（如上面所举的），通过展示人物的心理显示讽刺的意味。 　　深刻在于，作者将生存层面的讽刺哲理化（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婚姻和事业犹如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就是用讽刺的笔调揭示的人生的哲理），将道德层面的讽刺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如对那些男女的无聊举动的讽刺，就首先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那些作假的举动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是违反起码的做人的道德的。）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就是： 　　他们是中国人，有中国文化背景，同时，他们又多留过洋，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从而将道德的讽刺提升到了文化讽刺的层面，又将生存与道德层面的讽刺历史化，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生存、道德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从而揭示了人与历史，人与文化的这样一种严峻的逻辑： 在畸形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人的行为和生存很难正常，只能是无聊；在人（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摆脱腐朽的传统文化影响的情况下，即使进入了发达的文明社会，留洋了，接受了西方新的文化教育，也不会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和健康的道德、文化意识。也就是说，旧习未除，接受西方的文化（新的东西），也不会选择它的积极价值。 　　由此，一个深刻的主题就被钱钟书先生在自己的小说《围城》中艺术地导引出来了，这就是文化的反省与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书中人物的那些无聊的举动、空虚的灵魂、卑琐的理想，都是中国国民性的表现与内容。而国民性，又是文化的主体沉淀物，负载了文化的精神和意义。）从这一方面看，《围城》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 　　这部小说，在思想倾向上，继承了鲁迅开创的讽刺传统，将笔触深深地扎进社会、历史、文化之中，也扎进了人性的深处，将表面的问题历史化，将一般的生活问题哲理化。 2.社会写实风格倾向的小说 　　这又有两类： 　　第一类以老作家茅盾、巴金、老舍为代表。他们继承了五四和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现实主义创作的领域。这种拓展表现在： 　　首先，进一步暴露黑暗，展开批判的锋芒。茅盾暴露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暗（如《腐蚀》）；巴金暴露了小人物生活的那种“寒夜”似的社会的黑暗（如《寒夜》）；老舍暴露了民族灵魂中的劣根性（如《四世同堂》）。 　　其次，小说风格发生了转向，从而丰富了他们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形态。茅盾从凝重、宏伟风格，转向肃穆、细腻；巴金由热情浪漫，转向深沉、严峻；老舍从单纯、风趣，转向追求史诗的规模和严谨的刻画。 　　再次,艺术视角的转换,拓展了透视生活的视野。茅盾由社会透视心理(《蚀》、《虹》、《子夜》）转向由心理透视社会（《腐蚀》）；巴金从热情地拥抱生活（30年代，在巴金看来，“青春是美好的”，这一判断的形成就根源于他的热情），转向冷静、客观地描写生活；老舍从单维地透视生活，转向立体地观察生活（之前主要注目市民社会的生活，此时则以市民社会为中心，全方位地透视社会、历史）。 这一类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使他们迎来了他们自己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第二类是“七月小说派”。以路翎为代表。 路翎被认为是“出现在40年代小说坛”的“怪才”，“这个怪才把耀眼的才华和刺目的缺陷一股脑儿推到”了读者的面前（赵园）。他1941年登上文坛，年仅17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计200多万字。 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小说派，也发展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不过，他们的发展与茅盾、巴金、老舍不同。不同主要表现在： A.茅盾、巴金、老舍发展了现实主义“客观”的一面，七月小说派则发展了现实主义“主观”的一面，贯注了呼唤“人民的原始强力”，揭示“精神奴役创伤”的主观战斗精神； B.茅盾、巴金、老舍注重揭示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而七月小说派则更注重揭示人性中的生命之力冲破环境束缚的欲望以及生命力在受到束缚时的近于疯狂、痉挛的情景。 路翎19岁时（194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就酣畅地表现了作者对人物“原始强力”的寻求,对精神奴役创伤的揭露，对生命力冲破环境束缚的呼唤。 小说描写了一个美丽而强悍的矿区劳动妇女郭素娥的故事。郭素娥在逃荒中被一个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饥饿”，使她疯狂地爱上了如野兽一般凶猛、冷酷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可郭素娥不仅没有得到什么“爱”，反而被当作物品一样被转卖。不幸的命运使她不由得发出了“强力”的抗争：“你们不晓得一个女人底日子，她挨不下去，她痛苦！”最后，她悲惨地死了。 作者在这个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中，着力挖掘了蕴藏在人民心中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发反抗黑暗势力的“原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