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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增长和反贫困探析 一、经济增长与扶贫 在过去二十年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扶贫方面成效不大,中国则是一个例外[1]。中国的贫困人口由 1978 年的 2?6 亿减少到 1997 年的 0?5 亿。①在短短的 20 年内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扶贫成就在世界史上还属首次,应该说这也是 20 世纪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巨大成就。一系列政策与制度改革以及农村的公共投资都对上述成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中国农业增长和农村扶贫的著述颇多。但是极少有人把扶贫与公共投资结合起来研究。②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几十年的公共投资积累,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和扶贫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改革前,受种种政策和制度的制约,公共投资的效用未能充分释放出来。改革消除了这些阻碍,公共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以及缓解贫困方面的巨大作用才得以发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通过控制制度和政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分析各种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影响。利用过去几十年的省级数据,我们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了分析,运用计量经济模型测算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公共投资的经济回报率及扶贫效果。此模型可以判断各种公共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和贫困的途径。 例如,政府对道路和教育的投资不仅可以通过农业增产,还可以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来缓解农村贫困。所有这些分析有助于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扶贫战略。此外,这个模型可以分地区测算公共投资对增长及扶贫的效果。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政府提高其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中国农村在过去几十年里增长及贫困的演变过程。第三部分描述政府在科研、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情况,这些投资对于增长和扶贫具有长期影响。第四部分建立公共投资对贫困影响的分析框架。第五部分描述数据、估计方法及结果。第六部分总结本报告及其政策含义。二、经济增长及贫困 在过去二十年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扶贫方面成效不大,中国则是一个例外[1]。中国的贫困人口由 1978 年的 2?6 亿减少到 1997 年的 0?5 亿。在短短的 20 年内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扶贫成就在世界史上还属首次,应该说这也是 20 世纪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巨大成就。一系列政策与制度改革以及农村的公共投资都对上述成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1978 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 220 元左右,相当于 150 美元(表 1)。③1949 年到 1978 年这 29 年里,人均收入只增加了 95%, 年均增长 2?3%。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农村有很多人每天还在生存线上挣扎。1978 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为 2?6 亿,占农村总人口的 33%。这些贫困人群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收入很低,难以维持健康和高生产力的生活。1978 年农村改革以来,这种情况大有改观。农村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220 元增加到了 1984 年的 522 元,年均增长率 15%(表 1)。农业收入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来自农产品价格的提高。④收入的普遍增加使得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过半,贫困发生率相应地减少了一半以上。到 1984 年,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仅为 11%。由于土地在家庭之间是平均分配的,使得大部分农民都可以得益,从而按照基尼系数计算的收入差异增加的幅度很小。在改革的第二阶段(1985-89 年),农民收入继续增加,但增加速度有所减慢,年均增长率不到 3%(表 1)。 这主要是由于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造成的。到 1984 年底,农业快速增长对农村扶贫的作用基本上已经“耗尽”。在此期间,农村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基尼系数由 0?264 上升到 0?301[2]。收入分配恶化主要是由于增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增收主要来源于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但是各地区农村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极大[3]。由于粮食的实际价格水平停滞不前而投入品价格不断上涨,农民增收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生产与流通的效率和增加非农就业。⑤尽管贫困人群有可能增加现代投入品的用量,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恶劣,所以总体上增加现代投入的收益依然很低。随着农村人口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地区间非农业收入的差异对收入分配恶化的影响越来越大。非农部门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高,贫困发生率比其他地区低得多。西部和边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最集中,这些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由此一来,全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从 1984 年的 8900 万增加 1989 年的 1?03 亿,五年当中净增长 1400 万(表 1)。一直到 1990 年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才开始再次减少,从 1989 年的 1?03 亿减少到 1997 年的 5000 万,年均脱贫率 9%,比同期的收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