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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对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制约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顾名思义，法律反映经济之状况，经济是法律的本源。也就是说，离开了经济，法律便无从谈及。后来有许多学者把这句话理解为经济是决定法律的唯一因素。很明显，这种理解是对马、恩观点的一种误读。恩格斯对此进行回应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因素，那么他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马、恩经典作家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法律源于经济，但法律又具有独立性，对经济具有保障与促进作用，但法律具有鲜明的物质制约性。同样的道理，法律意识也具有明显的物质制约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对法律的需求量就好，法律也就相应发达，当地居民的法律意识现代化程度就高。 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特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在这种经济结构性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即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经济。为便于明晰，现把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差异特列表如下：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地区差异[3] 地区消费支出农民收入 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东部 中部 西部1.81.92.11.91.9 1.31.41.41.21.2 1.01.01.01.01.01.82.02.42.12.2 1.31.41.51.31.3 1.01.01.01.01.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1，2002年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出，自1985年至2001年间，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拉大之势。另据资料记载，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2001年占人口62%的农民消费只占我国全年社会零售额的37%，占人口38%的城镇居民消费占全年社会零售额的63%。城市弱势群体收入增长几近停滞，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全国平均20%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约为20%的低收入户的7~8倍”。[4]这则资料也清晰表明，城乡经济以及城市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足以表明，尽管我的经济已取得十分明显的成就，但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问题。诸如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的经济还欠发达，经营模式还多停留在传统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众之间发生经济纠纷的情况十分少见，法律在当下社会中的作用也不具备明显的重要作用。鉴于法律意识深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制约。农村经济水平的低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滞后状况必然影响到我国国民整体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 正如有学者所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即所谓的‘送法下乡’。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情况并未达到发起这场运动的人们所设想的理想状态，相反倒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很多情况下，原有的社会控制手段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5]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何在？以笔者浅见，尽管其中有传统习俗的影响使然，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以及自给自足的社会现实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孟德斯鸠曾说：“法律和各民族谋生的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广泛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以畜牧业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畜牧的民族比狩猎为生的民族所要的法典的内容就更多了。”[6]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居民依然采取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下，民众相互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较少，因此对法律的需求也相应降低，这无形大大降低了民众对法律重要性的认知，他们的法律意识也因此不发达。 其实，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也并非仅与民众所采取的生产方式有关，孟德斯鸠也并没有强调生产方式是决定公民法律意识的唯一性。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7]换言之，法律意识的产生、发展以及内容之多寡均与其主体所生活的物质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