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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新探索 对刑民穿插案件处理机制的新探究张晓明一、刑民穿插的形式与问题刑民穿插，是指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害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观现象，从而造成案件在选择适用刑事〔诉讼〕法律标准和民事〔诉讼〕法律标准时产生穿插及冲突。此类穿插本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既有刑法与民法的实体法穿插，又有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法穿插。实体法上刑民穿插，主要问题是民事行为是否也构成了犯罪。程序法上穿插，主要问题是应当选择适用“先刑后民〞、“刑民并用〞、“先民后刑〞哪一种原那么。二、实体法上的刑民穿插问题我国刑民穿插问题最早不是出如今实体法的视野中，而是从诉讼程序开头的，讨论该问题往往从程序问题切入，但笔者认为，内容打算形式，实体法打算程序法，应首先讨论实体法上的刑民穿插问题，以确定解决程序法上刑民穿插的根本原那么和思路。在刑民穿插案件中，刑法标准和民法标准在竞合时由于其成效不同，应当在各自的部门法领域独立适用，但刑民穿插的冗杂性以及刑民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关系打算了有必要对刑民穿插方式进展详细分析:1、行为人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在损害后果及主观恶性到达肯定严峻程度时构成犯罪，从而产生实体法上刑民穿插。其中简单产生争议的是，当民事违约行为与犯罪行为发生穿插时的合同效力问题。笔者认为，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存在欺诈的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并不当然构成合同无效。否那么只能由司法机关追回被诈骗的财产或在追赃不成的状况下通过侵权之诉挽回损失，使受骗方丢失获得合同利益、获得双倍定金或违约金的时机。如此不利于维护受骗方的合法权益，对违法行为人的惩治力度欠缺。笔者认为，刑法标准不能汲取民法标准，应当敬重受骗方的合同撤销权，由受骗方自愿选择认可合同的效力或撤销合同，而不能简洁地认为构成犯罪就损害了国家利益而认定合同无效。2、单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穿插案件可能是双方主体的穿插，也可能是多方主体的穿插。笔者认为，合同穿插案件中，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犯罪行为不应排挤表见代理制度。假如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公司与受骗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应当适用民法标准，不应被行为人与受骗人之间的刑事关系汲取。3、复合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穿插案件中，假如两个以上的法律事实发生于双方主体之间而又特别严密时，其中一个事实构成犯罪，另一局部事实仅属于民事关系，那么应适用不同的法律标准。4、追赃与赔偿制度、物权制度的刑民穿插。刑事判决确定的追赃和发还方向并不具有在最终意义上确定民事关系的作用，而只不过是避开受害人的讼累实行的便利手段，追赃时不应打破民法标准。三、程序法上的刑民穿插问题我国刑民穿插问题最早是从程序法上提出的。上世纪80年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发觉详细个案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一般做法是“先刑后民〞。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准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觉的经济犯罪的通知》是“先刑后民〞的标记性说明，1986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觉经济犯罪移送有关部门后预收的案件受理费是否退还问题的批复》，其后是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觉经济犯罪必需准时移送的通知》，这些司法说明规定当经济纠纷案件中发觉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全案移送，并退还诉讼费，这里明显表达了非此即彼的思路，就是前面所说的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不复存在了。这些规定并未对刑民分别的详细状况做出界定，在理论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从而造成实际操作中的混乱。程序上“先刑后民〞的适用带来了种种弊端。我国刑民穿插问题的解决思路经受了从“先刑后民〞到“刑民并用〞的嬗变。“刑民并用〞的标记性司法说明，首先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月13日发布的《关于单位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单位应否担当返还其预收货款的责任问题的批复》，其次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21日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假设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是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所作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别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这些司法说明开拓了刑民穿插案件司法方法的新里程，确定了在因不同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时刑民法律可以并用，并详细界定了分开审理的根本标准。但是，这里规定的根本标准并不完善，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中刑民穿插的冲突。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刑民穿插的法律框架虽然确立了“刑民并用〞的原那么，但未能有效地解决“先刑后民〞所带来的弊端，而且“刑民并用〞本身仍旧存在很多问题值得讨论，将来趋势应向着包含“先民后刑〞民事优先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