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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法谚说：“无救济的权利即非权利。”法定化的权利分为宪法权利和 法律 权利，与此相对应，法上的救济亦分为宪法救济和法律救济。宪法救济是与法律救济相对应的概念和制度。我国已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普通法律诉讼制度，以在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公民的法律权利。但是，关于宪法救济却只有宪法和有关法律上的规定，还没有形成制度性的、实效性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还无法给宪法权利的受害者提供真正的保障。因此，完善和健全我国的宪法救济制度，关乎我国宪法的权威，关乎我国宪法的生命，关乎我国人权保障理念的落实，可以说这一 问题 已经到了刻 不容缓的程度。 我认为，依据我国所奉行的 政治 理念和政治体制，以及在宪政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构造，我国只能依然坚持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供宪法救济的体制①。本文 仅拟就我国在现有基础上，宪法救济制度如何完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 宪法救济的主体 依据宪法规定，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虽然是从宪法监督的角度作出的规定，但也可以理解为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承认，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是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能否提供具体的宪法救济？ 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代表人数过多②，只能作为非常设机关存在，每年只能开一次例会③，一次例会通常为 10 天左右。在每年一次的例会上，所要讨论和决定的议题非常之多，亦非常广泛。多数情况下，代表们只能按照选举产生的地域和职业为单位开会讨论问题④，而较少举行全体会议，就是明 证。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提供宪法救济，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事实⑤。 随着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和法治程度的提高，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主要由全国人大行使，是不现实的。因此，根据现行宪法的精神，主要是由作为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⑥。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达到 21 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虽为常设机关，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般也只是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可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具体的宪法救济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⑦。另外，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有 200 多人，由这样一个庞大的合议体来行使宪法救济的权力更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进行宪法救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 政治素质，还需要具有非常丰富的宪法知识和法律知识。 根据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要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但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有十余个之多，分别有不同的工作内容 和工作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机构，在宪法上和法律上都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⑧。因此，分散地由全国人大不同的专门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难以保证统一的标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 工作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难以具有 社会 公信力。 反观其他国家，提供宪法救济的主体的专门化是一种趋势⑨。美国式的宪法救济是由专门审理案件的 普通法院在普通法律诉讼中附带地提供；德国式的宪法救济更是由专门的宪法法院提供。 究其原因，我认为无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精力集中。美国式下，普通法院的主要任务是审理具体的法律纠纷，在此过程中，可能有案件当事人或者审理案件的法院认为，适用于该案件作为案件审理依据的法律违反宪法，法院就不得不附带地对存在是否合宪疑问的法律进行审查，以彻底完成司法功能。在德国式下，宪法法院的任务是保障宪法的实施，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提供宪法救济。宪法法院与美国式的普通法院不同之处是，它不 审理具体的法律案件，只专门行使包括提供宪法救济在内的宪法保障的权力。 第二，业务精通。提供宪法救济，首先需要具有深厚的法治理念和精通法治的精神；其次需要理解宪法的精神，深刻把握宪法的原则，全面理解宪法规范；再次需要了解国家的基本法律 制度。当然，还需要把握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稳定和 发展 的脉搏。 第三，保证统一。由统一的一个主体提供宪法救济，能够保证统一的标准，以保证统一的宪法秩序和法律秩序。美国式下，虽然各级普通法院都具有违宪审查权，但实际上，最终作出裁判的只是最高法院，因为只要是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最终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决定。德国式下，一个国家只设立一所宪法法院，所有的宪法案件都由这一所 宪法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断。 第四，便于遵循司法程序。在美国式下，最终提供宪法救济的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共为 9 名；德国式下，专门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