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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研究者心态问题探析 摘??? 要：　从心态这一概念出发, 借鉴美国管理研究曾经历的教训, 探讨中国管理学界心态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可能存在的盲区。研究发现, 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和美日贸易摩擦时期, 美国社会的心态对当时的管理研究产生了显着影响, 使得这两个时期的管理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中国管理学者要对这些历史教训保持警醒, 在对当前中国管理实践和古代文本进行管理维度的阐释时, 要保持“平常心”。中国管理研究要避免被一时的心态、情绪或时尚所裹挟, 避免短平快, 即需要“正心诚意”“立志用功”“格物致知”, 最终才能“其命维新”。 　　关键词：　中国管理研究; 管理创新; 心态; 　　进入新时代, 面对着国内外纷繁芜杂的变化, 要求人们用新的思维去研究中国管理, 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管理学人的贡献, 这既是历史的责任, 也是管理学人应有的担当。要想承担起这份重任, 中国的管理学者们必须要有良好的心态。这是因为与现代科学“眼见为实”的实证取向不同, 管理学这样兼具科学与人文属性的学科, 有时候也会出现“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的情形。如果心态出现偏颇, 在研究过程中就有可能在看到一些新东西的同时, 存在着视野上的盲区。鉴于此, 与已有的研究不同, 本研究不打算对中国管理等概念进行梳理或理论建构等工作, 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其心态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导致其提出中国管理这样的概念?是哪些背景因素使得学者们心态上产生了这些变化?按照社会建构论的观点, 学者们的心态也会参与到知识的创造之中, 那么, 在这种心态下所创造的管理知识有什么好处?有哪些问题?如果研究者能够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心态, 又会“看到”怎样的中国管理?对于这些问题, 笔者给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希望能够为中国管理研究尽微薄之力。 　　1 心态史学与管理研究 　　什么是心态?“心态是由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群体所共享的、最基本的、具有长期稳定性的一种心理实在, 是处于同一群体中的成员感知和思考世界的一般意识-行为模式”[1]。作为学术共同体, 中国的管理学者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引入了所谓的西方科学方法, 但科学从来不是管理学这样兼具科学和人文的学科的唯一准则, 心态也在管理研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心态是真实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推动历史变迁的一股既定力量。”[1]由此可见, 实际的管理研究中并不总是“眼见为实”,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什么是心态史研究?“心态史研究就是要考察和分析特定时空不同群体中成员所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 它所研究的往往是当事人尚未明确意识到的、非个人的一般意识和行为。”[1] “人们对同一社会存在作出怎样的意识反应往往取决于心态, 群体心态就是意识领域中的社会实在。故此, 心态史学既不是唯物史学的对立物, 也不是它的替代物, 而是历史诠释的一种路径。”[1] 　　管理研究中是否有心态史的生存空间?首先, 管理研究这些年出现了所谓的“历史转向”, 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和管理[2,3]。心态史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历史学而不是心理学, 因此可以借鉴心态史的方法。其次, 虽然一些研究未明确提出心态的概念, 但实际上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管理研究的百年历史中 (如果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 , 有一些宏大的社会事件对管理研究 (主要是美国的管理研究)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宏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也包括心态等方面。 　　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冷战。冷战不仅表现为东西方两大集团的低烈度的军事斗争, 高强度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竞争, 而且这种对抗还对东西方社会公众的心态产生了影响, 这种群体心态的变化, 对于管理研究来说, 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它决定了哪些议题、话语可以被研究, 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研究?哪些议题、话语则有意无意地成为了边缘甚至是被压制的话题。比如, 美国冷战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对美国主义的理想化, 以及对非美国主义的妖魔化”[4]。冷战的这种中心主义倾向, 借助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强调和对外国的怀疑而不断强化, 出现了大量的“将美国主义的那些好的方面与其他国家的坏的方面进行对比的研究”[4]。甚至于怀特的《组织人》 (The Organizaiton Man) 一书对美国企业生活中对上级的遵从的批评, 也被看成是对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的呼吁。另外一个强化美国主义的方式, 是将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与美国的唯心论进行对比。然而, 美国最具本土特色的哲学却是实用主义, 并不太关心这些形而上的东西, 此外, 美国梦虽然接近于一种信仰, 但是内核却是个人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 带有明显的唯物倾向。有学者对冷战时期西方经典管理着作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