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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宏观经济分析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3 月 5 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保持物价稳定列为 2011 年宏观政策 的首要任务，表明通胀是今年的主要风险。 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是实现“十二五”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应对当前宏观调控难题和外部压力的唯一出路。 防通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而今年的通胀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国内外货币的因素，也有历史上价格扭曲的恢复、改革的成本、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冲击。 央行已借助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调控货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有所减弱，不得不扩大数量调控的范围和严格程度。 而利率等价格工具受国内外金融市场制约，空间有限。 但通胀毕竟只是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根本在于理顺经济运行。这需要借助货币政策等宏观金融政策，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此，应推动包括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市场等金融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世界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人民币既要一定的区域化来应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同时也要应对国际热钱的大量跨境流动。 虽然中国通胀预期强烈，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仍存在升值压力。 这种状况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情况可能会出现逆转。 防范风险的根本之路，在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灵活性，金融系统保持有限的全球化。 可见仅仅借助宏观调控工具，其应对空间已相当有限，风险加大。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跳出现有的怪圈。 金融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有限全球化。 但在当前复杂环境下实现这两项风险较大的转轨目标，需要政策的很好搭配衔接。为此， 需尽快明确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金融改革开放要以经济为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快金融改革与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好，同样会给国内经济稳定带来冲击。 把握金融发展的首要原则，不能为自身的开放而开放，也不能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体工作中，不宜脱离经济发展需求，对金融改革开放设定独立的具体目标。 在国际上，发展金融业，确实既可以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可以相对独立发展，并构 成 GDP 增长的重要来源。 但是，对于持续高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而言，实体经济仍是决定中国经济长远发 展的基础。 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原则。 即使在强调当前中国金融总体发展不足或“滞后”的阶段，也应尽力避免单纯为了追赶世 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现代金融”中最新金融产品和技术，不顾实体经济的需求， 进行简单的模仿与照搬。 例如，在贷款行政控制仍艰难实行的阶段，不讲条件地去加快推进某些高杠杆性产品等。 “高杠杆”产品应谨慎引进 世界上多个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教训证明，在转轨时期，由于金融开放的节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衔接配合不好，在引进一项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技术时，往往导致货币失控和宏观经济失衡。 这其实并非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政府对转轨、渐进改革复杂性估计不足，政策衔接配合不够娴熟所致。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国度内，宏观调 控技术娴熟，然而由于放纵了大量“高杠杆”产品，同样惹成了大祸。 这不是一概反对引进“高杠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是应该强调引进的目的、引 进的时机，强调引进时国内是否存在相应的环境与土壤。 特别是当一国货币调控还主要依赖信贷行政规模控制时，因其他原因所致，货币与信贷又正处于失控局面时，此时如急于大量引进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无疑是对货币调控“火上浇油”。 金融转轨应动态协调 中国经济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带有转轨、渐进的经济特征。 转轨、渐进带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一项新的市场化政策措施的推行，有时单独来看、从大方向上看，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有的领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领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领域的市场化措施与非市场化措施，在行政推动下融合，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 另外，同样是推行一项充分体现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或者金融体系自身的不尽合理，而非其他经济领域存在问题，同样会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的后果。 因此，金融改革开放中，讲究节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是转轨经济的 必然。 计划与市场是两种并行不悖、难得兼容的机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馈系统和内 在制约力。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先计划运行机制的干扰，同时会使新生的市场机制“失真”。 当然这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界定。只要宏观决策者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认真研究其“咬合点”和“摩擦点”，就可以做到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经济。 在今后十年的战略过渡期内，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重点要突出关注新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