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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制度、文化历史传统对权利救济选择 的影响 论司法制度、文化历史传统对权利救济选择的影响 “有权利必有救济”，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利的不法侵害后，法律应当赋予公民 寻求和获得救济的渠道。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多元的行政救济法律机制，包括行政诉讼救济、 行政复议救济和信访救济。而其中，信访制度承载着艰巨的任务。信访制度是一项脱胎于东 方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制度。近年来，信访高潮不断 出现，上访人数、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与此构成鲜明反差的是，公民本可走法 律程序的行政救济（包括行政诉讼救济和行政复议救济）却一直面临着一种困境：收案数严 重不足。我们不禁思考：缘何缺乏一定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信访却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拥 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我国司法的制度缺陷导致民众偏好信访 司法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司法制度，深深扎根在中国广袤的沃土， 因此，难免带有人治的色彩。法治与人治不断碰撞与交融，不仅可能损害程序公正，更有可 能损害实体公正。现如今，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独立性不强、权威不足等问题。当群众在自 己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害寻求救济时，中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使民众不得不选择信访。 （1）司法救济的高成本。正如有学者指出：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 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司法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成本，甚至要考虑司法腐败所额外增 加的成本。总之，司法的活动成本是可以明确、理性计算的，而且是预交的。相对而言，信 访的成本是有优势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政府不仅受理信访案件不收费，甚至来回 路费都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有学者在研究私力救济时发现了一个成本支付定理：事前支付比 事后支付尤其不受欢迎，即使事前支付小于事后支付。这个定理更适用于信访，即使信访的 实际费用高于司法，行政相对人仍会感觉信访费用低，在权利救济中选择信访。（ 2 ）司法 救济的窄范围。司法的救济范围太窄，只包括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在现实生活 中，公民的合法权益不仅仅包括这两项。当公民的其他权益受到损害，而司法却不能受理 时，公民就只能转向信访寻求救助。信访保护的是行政相对人的所有一切权益，对任何的侵 害均可以提出请求，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在司法，尤其是行政复议中，明确规定不适用调 解，强制的、冰冷的判决没有可回旋的协商。信访却不同，调解在信访中被广泛应用，几乎 大部分的信访案件的处理都是经过调解最后解决的。信访的宽范围成为民众偏向选择的一个 重要因素。（ 3）司法制度的不独立。司法只有不依托于行政、不受制于组织和个人权力， 才有可能实现应有的公正。司法不独立就无法程序公正，甚至导致司法腐败的现象出现。现 实生活中，关系网的错综复杂，权力触角的不断延伸，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 性。民众通过司法诉诸他们的需要和请求，而如果出现权力干扰司法最终导致结果不公正， 民众必然出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威不认同的负面情绪。信访制度尽管缺乏规范的程序，但 在整个体系运作中，仍有可能给民众提供一个引起上级重视的机会，虽然机会很小，但这对 于仍对司法持怀疑态度的行政相对人来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导致民众偏好信访 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给人以不同的处事方式。中国的儒家文化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庸 之道更是深入人心。长期以来，我们在面对和处理冲突时，更希望能以委婉、平和的方式协 商解决。中国民众不喜欢过于生硬、冲突性过强的方式。在个人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时，司 法诉讼的方式，在民众心理，认为比较冰冷，没有感情色彩，所以会排斥。于是相比较而 言，信访程序的模糊反而让人易于接受。 儒学文化中有无讼理想，这也是中国人避免诉讼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 希望出现一位“无所不能”的清官。他既能体察民情，又能不畏强权，为民做主。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中，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理中，清官意识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可以说，中国 社会的普通民众无不抱有一份对清官的向往和期待，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一 种根深蒂固的清官意识。渴望清官能了解情况、引起重视，并为自己做主。信访理所当然被 认为是这样的一种途径和桥梁，而且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很多群众一旦遇到不公时，就给市 里、省里、甚至中央写信，引起领导的重视，希望上级做主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虽然 基本上是杳无音讯，但他们仍会坚持不懈，完全忽略了寻求法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