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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 2 一、 自然 法法典编纂运动及其内在的缺陷 2 二、古典法学中法典化成就及其学术背景 5 三、现代法学中的法典化危机 8 四、制约民法典成长的主要因素 12 五、小结：我们真的做好了法典化准备了吗？ 17 文2：理性行动及其限制 20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一）结构视角：移民融合的阻力机制 21 （二）理性行动视角：移民融合的动力机制 22 （三）理论存疑与研究问题 22 （二）研究方法 23 三、理性行动策略及其实践意义 24 （一）资本建构行动 24 （二）资本转换行动 25 （三）理性行动的实践意义 26 （一）社会结构、社会排斥与城市融合 28 （二）社会结构与理性行动的作用空间 30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行动者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32 五、结论与讨论 33 参考文摘引言： 34 原创性声明（模板） 34 文章致谢（模板） 35 正文 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 文1：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 民法法典化（Codification）已是今天我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的推动下，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成员梁慧星先生将当前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思路归纳为三条，即所谓“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理想主义”思路和“现实主义”思路。[①]徐国栋教授则认为，所谓“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并非制定民法典的思路，而是反民法典的，因此严格地说，当前民法典编纂的思路实际上只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同时又认为，这两种思路从形式上看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的竞争。[②]从“三条思路”到“两种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在学者们中间引发了渐进而深入地探讨。在这些争鸣中，徐国栋教授的观点无疑被认为是受到罗马法影响较大的一种。[③]然而，古典法学告诉我们的难道仅仅只有这些吗？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更大的启示呢？同时，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现实又使得我们必须去考察法典化的内在品质、历史成就以及它在现代法学中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考察，分析制约民法法典化的因素，从中得出一些有益于我国民法学发展的意见。 一、 自然 法法典编纂运动及其内在的缺陷 也许，我们可以将大陆法法典化的倾向归结为大陆法国家革命性、理性主义和 法律 学术性等密不可分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近代法典化成就是在人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然法运动的直接产物。16至18世纪的自然法运动改变了把民法系统化的方法。 通过演绎法，他们发明了为数不多的一般性概念，又将这些概念经过一系列的一般抽象、原则化和分类的演绎发展，最终达到了抽象的底线，因此明确了适用于实际情况的特定规则。[④] 自然法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的再次异军突起。尽管这次自然理性的增长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 科学 化”倾向已经有所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了在人类生活和人性之中寻找永恒不变的理性；同样认为“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应运用人类和社会内在而固有的原则派生出来的理性”（Nicholas语，1962年）。因为“理性是真正的第一法律，是生命的灿烂光华。”[⑤]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始祖荷兰人格老秀斯（Grotius，1583—1645年）将自然法看成一种“正当的理性法则”，认为其根本性原则是：各有其所有和各偿其所负。[⑥]我们姑且不论这是否是自然法或私法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原则，但他的荷兰法学的文章也旨在剔除法律中的一些非理性因素或再现“真正罗马的”特征，目的是要在法律中注入充分的“逻辑性”因素。近代自然法运动引起了人们对法典编纂的再次关注，似乎法典是保存系统化而内在联系的规则或原则体系的最好方式。的确，这一运动带来了不小的成就：第一，它导致公法的复兴，这是一个规范政府与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分支，但在数世纪以来都在罗马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第二，集数世纪以来罗马法研究的大成，并实现了其研究目的而走向法典化，这样就将大学里对于罗马法的理论讲授转向了生活中活的法律，这甚至可以说是民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线；第三，通过法典化现象实现了理论法和实践法的融合，并从经常令人迷惑不解的各种各样的习惯和实践中，产生了统一的法律规则体系；第四，通过法典化形成了系统的法律解释，以适应18世纪的社会现状；第五，自然法运动同样证实了：主权国家在制定和改革法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的优势和力量，由此，立法实证论在自然法思想那里也获得了再生。[⑦]这些理论成就在实践中的早期体现就是1756年到1794年编纂了一些早期法典。[⑧]当然，最为重要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