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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权力：如何超越零和博弈？---《权利的成本》读后 自由与权力:如何超越零和博弈,---《权利的成本》读后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和宪法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已由毕竞悦女士精心译成中文，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自首版以来，数次重印，可见是一本深受欢迎的学术作品。在这本不厚但颇为耐读的书中，两位作者素有的睿智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致入微的分析虽忠于常识，读来确如有的评论所说的那样，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和“无法抗拒”。,1,这是一本值得精读的书，这篇书评主要讨论一下全书的主题思想所针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对我们的可能启示。 一、权利的本质 仅从书名来看，作者好像是要对权利进行某种会计学调查，但正如他们自己说的，“这是一本关于法律权利本质的书，而不是一项对财政的详细研究”(页9)。,2,因此，书中列举的一些表示权利成本的数据，都是解释性的。对于本书真正的主题而言，“自由依赖于税”这一命题只是一个引言，它并未太多地挑战常识，而继之对权利本质的探究，却深入地涉及到了多个方面。所有的概括都是要冒以偏概全的风险的，何况作者的论证已极为精炼，这里只能删繁就简地列举几个逻辑环节，以作为进一步评价的基础。 作者认为，个人自由依赖政府的积极行动，“自由不是不需要依赖于政府;相反，积极的政府为自由提供了条件”(页153)。尽管无意彻底推翻“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经典分类，作者还是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按照这种分类，消极自由拒绝政府，积极自由呼唤政府，前者省钱，后者花钱。本书则认为，保护消极自由既不比积极自由少花钱，对政府行动的要求也不少。为了保护财产和契约免受侵害，必须依赖政府积极地维持秩序，而这是需要财政的支持。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政府权力加以干预，或作为对潜在侵权者的威慑存在，个人自由就可能面临侵害。在防备流氓官员的骚扰时，也需要借助于政府的积极作为，一个部门的错误需要另一个部门来纠正，“权力的滥用只能通过另一种权力成功地防止，人身保护令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页77)。无论是防止政治专制(当权者的压迫)还是社会性侵害(社会中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权威总是必不可少的，权利在本质上依赖于政府汲取和分配税收资源的能力。 政府对于保障自由是必要的，它又必须借助于税收才能运作，所以权利是有财政成本的。“这种机器的操作成本高昂，纳税人必须为其支付费用。”(页29)一旦靠税收养活的庞大司法系统松懈，公民权利就会变得脆弱。美国移民局经常以资格、政见、国籍为理由实施差别对待，这使得外侨几乎没有什么法律权利，这从反面说明，他们少有机会接近公共资助的司法救济渠道。,3,作者也指出，法院不是惟一的由税收资助的提供救济的政府实体。例如1996年，全国劳动关系局花费了纳税人1.7亿美元对管理者施加责任来保护工人权利;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支出了3.6亿美元，强制雇主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以维护工人利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那年的预算是2.33亿美元，为捍卫雇员的权利，它禁止雇主在雇用和升迁问题上实施差别对待。(页28-29) 宗教自由是典型的“消极自由”，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不得干涉宗教事务，第一宪法修正案明确禁止政府“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但是，“政府必须像给其他人一样给宗教组织提供标准的服务——首要的是警察和消防。这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尤其是当宗教组织之间或者非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张时，成本会急剧飞升”(页135)。耶和华见证会成员能够在天主教地区播放反对的录音，这种自由若没有国库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宗教自由之所以昂贵，是因为政府必须随时准备公平地介入到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当中。“事实 上，宗教自由比防止政府更需要防止私人教派偏狭的、专横的傲慢态度。”(139页)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对可能恣意妄为的宗教领袖施加压力，美国的宗教自由将很快化为泡影。 由于权利所依赖的税源是有限的，所以它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道理很简单:“涉及钱的东西没有绝对的”(页69)。进而，如果权利都是有限的，那么，为了协调不同权利的保障方式和程度，权衡就不可避免。根本的问题在于“权利之间的冲突根源于全部权利对有限的预算费用的一般依赖性。但是财政限制就排除了所有基本权利在同一时间被最大限度执行的可能性。权利总是需要或者包含着金钱性质的权衡，并且开支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治决定的。关注成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财产权会与财产权相冲突，为什么地方警察局已经派它唯一的巡逻队保卫张三豪华的宅院后就不能充分保护李四荒废的家宅”(页73)。 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发现，关注权利的成本问题能够“促使我们再思考并修正我们熟悉的但是被夸大了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页173)。个人权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