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凭子贵是否成立——基于子女数量对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分析.docVIP

PAGE PAGE 14 母凭子贵是否成立 ——基于子女数量对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分析 摘要：常言到“母凭子贵”，调查的数据是否支持该论断呢？本文利用合作博弈模型分析，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女性在婚姻中的退出壁垒，从而降低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同时本文也用2006年CGSS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即子女数量增加并不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反而是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有显著的弱负向作用；接着，本文对以上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讨论各个年龄段上女性生孩子的数量对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关键词：母凭子贵；家庭决策权；婚姻退出壁垒 一、引言 “母以子贵”，“为了孩子我也要把婚姻维持下去”，孩子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决策权等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观念认为，生子是女性对家庭做的最大贡献，尤其是在古代，女性要想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最有效、快捷的方式便是为家庭生养孩子。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当代女性，提高家庭决策权的方式已经并非仅仅依靠孩子，女性通过工作和更高的教育水平为家里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效用也可以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反而生孩子却使女性陷入不幸的境地，家庭关于生育的决定甚至陷入了“囚徒困境”（Ott，1995），例如，过多的孩子会成为女性在遭遇不幸婚姻时的退出壁垒；其次，孩子数量过多会分担女性的时间精力，无暇顾及工作，工作环境改善、晋升可能降低，从而降低女性外在的社会地位，从而影响女性在婚姻中的话语权。为何现代女性和古代女性提高家庭决策权的方式会有如此大的不同？究其根源，还在于现代女性相比以前面临着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要想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已经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生孩子这种渠道。有趣的是，对于嫁入豪门的女性，通过仅仅生孩子而非综合素质提高，就想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真是天方夜谭。 在本文中以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为研究对象，分析孩子数量对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但若家庭决策，就像家庭劳务一样，被视作一件无趣、繁琐的事，那么我们将不能再用bargaining theories 去解释它（Judith Treas , Tsui-o Tai,2011），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用第三部分的合作博弈模型的“离婚威胁”来解释了。幸运的是，我们选取的决策权都是关乎家庭“命脉”的家庭事务，并非是无趣的琐事，而是家庭成员都渴望得到的权利（Ott，1995）。AllenHawkins（1999）实证分析到，女性十分看重其在家庭中的决策权，为了获得更多的家庭决策权以及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感，女性甚至阻止男性更多的参加到家庭决策中。 本文也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对于现当代女性要想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单单依靠无私的生子已不可能，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是更重要的，自身素质提高的不仅可以提高女性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认同感，还有利于提高其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而问题来了，不论是生理还是伦理，生孩子都是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那么到底是工作实现社会价值还是生养孩子实现家庭价值，这是女性的两难选择，这是值得深省的，待数据扩充的情况下我们再进一步讨论。 以下行文结构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文献评述；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结语。 二、相关文献 有关直接探讨子女数量对女性家庭决策权的文献较少，但分别探讨子女数量对父母健康、养老、女性劳动力供给等以及女性家庭决策权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在探讨女性家庭决策权的模型方法上主要有共同偏好模型、合作博弈模型和非合作博弈模型。 首先是子女数量对女性的影响可以从劳动参与率角度探讨，Jan Priebe（2010）探讨了印度女性生养的孩子数量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其存在两种趋势，一些女性若有更少的孩子，其会更多的工作，而另一部分女性由于孩子数量少，其预算约束便小，导致更少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子女数量也会影响到女性健康，对母亲的健康水平有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耿德伟，2013）；最后子女数量还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子女数量越多，离婚的风险越低，但边际稳定性递减（许琪，2011）。 其次，关于女性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从女性的外部社会地位探讨的，吴帆（2014）通过构造DEA女性地位指标，探讨具有更高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女性具有更高的家庭决策权；权利(power)、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从属理论(dependency)也证实了家庭内部安排更偏向于有权利的一方(Baxter Kane, 1995;Blau, 1964; Blood Wolfe, 1960; Brines, 1994)；家庭消费品的改革，通过解放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力，从而引导更多女性参加到劳动力市场上，也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Jeremy Greenwood, A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