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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的文艺美学思想评价 生平简介： 李长之（1910—1978），东利津人。一九二九年入此 1931年秋进清华，起先学生物，后转入哲学系。学生时代得杨丙辰、杨振声、闻一多诸先生的教益。他非常喜读康德、克罗齐的著作，又颇喜欢法国的玛尔霍兹。但他说他受影响顶大的，一个是孟子，“爱他浓烈的情感，高尚爽朗的精神。”“我以个人的偏好论，却是？，换言之，我的立场，完全是浪漫派的·······”。一个是歌德，“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还有一个是现代的鲁迅“我敬之，是他对人对事之不妥协”。1933年从清华毕业以后，曾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北师大等处任教。 李长之对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花了不少力气。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文艺批评。学过《鲁迅批评》这样有影响的著作。他从事过中西洋美术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文学概论等方面的教研工作，出版过《中国画论体学及其批评》等专著，翻译出版了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和康德《批判力批判》等书。他的《批评精神》、《苦雾集》等文艺批评论著，在这些专著作中，有许多独到的美学见解。尤其可贵的，是他对孔孟、司马迁等秦汉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作了开拓性的探索。 纵观李长之的一生论著中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批评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致力于建立中国现代文艺新美学。他认为文艺美学在数个文艺科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文艺科学的核心。对于文艺创作，它可以突出“一切原理原则”；对于文艺批评，它跟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李长之作为文艺批评家，他更多地论述了美学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文艺批评根于文艺美学；把文艺美学应用于文艺批评，可以衡量文艺作品是否合符统一、和谐、个性、风格、内容 与形式合一等艺术原理。他在评价梁实秋的《偏见集》中阐述了 他与梁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分歧，梁实秋太重外在的形式，他说：“只求形式之大，就未免太重？了。形式上的大小，不足变更艺术价值？下的？便似乎又是人文主义者，因为缺少？美的立场而忽略了的。”在此基础上，他又从美学的角度对一个批评家提出要求，“求‘真’而又不惜破坏‘假’，求善而不惜嫉‘恶’如仇，为‘美’而热烈的爱护、礼赞，以一切不完善，不调和，污秽，丑陋，缺陷相奋斗的精神，便是伟大的批评家精神，只有这样，才是伟大的批评家的根本点。” 对于任何建立中国现代新美学，他有过具体的设想。他在《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美学要从四个方面研究完美，即“研究自然的美”，“研究艺术的美”，“研究人类民族观构成美感时（无论创作或欣赏）的心里状态”，“研究那成了抽象原理的美学概念”。他对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主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诸种教育中，“只有审美教育可以以全代偏，以深代浅，以内代外，可以铸造新个人，可以铸造新人类，打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因此，他热情地呼吁：“我期待新美学，我期待新美育” ！ 李长之不是一个空谈家，而是一个实干家。新美学必须建立在中国古典美的基础之上，但又必须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从西方美学论著的学习与研究中取得借鉴，用之来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对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等等美学思想的探讨即是实例。“孔子一生的成功，是美学教育的成功。”“生命史美的，而充实的生命更美，假如把充实的生命潜力统统发挥出来，则更美，这种美，就是孟子所要求的。”“现代的心理学界有以压抑说和补偿学来解释文艺的创作了，但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却早已有一个？，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他不仅论述一个个古代家论述的贡献，而且探源寻法。试图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出自己的研究结论。比如，他说：“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鼎彝，是汉代的五四，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通过上述，我知道李长之早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探索和发掘，其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的新美学。 第二、文艺批评家必须具有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便体现在批评家的审美能力上。？年代的批评家中，他跟梁实秋主张的古典派的理性的批评不同，又跟李健吾提倡的印象批评有所区别，比较倾向于情理结合，情中见理，理中渗情。他运用情理的尺度对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倍加赞赏，而对左翼作家颇有微词。他说：“？的批评，虽有力而只为捧朋友，？的批评，虽有见地而只为作奉命八股，最近作得起劲的又有茅盾先生了，然而他似乎捧朋友和奉命八股是最而有之。”他对左翼作家的批评失之过当，他貌似公正的宣称：“我们要说好，说坏？。在人身背后放一块小石头，或者利用黑夜而狂吠，这是卑鄙的。”李长之这种批评态度以及过激言论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给他的批评打上了缺陷的印记。 在什么是审美能力这一问题上，李长之认为：“正因为物质条件的不可？，才更给天才以确然存在的根据。唯独因为有那样的教育，有那样的阶级基础，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