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的艺术分析和总结.pdfVIP

访谈的艺术 访谈节目中常有这样的时刻：你屏住呼吸、忐忑不安，无法确定下一步究竟是让你当众丢脸，还是让宾主双方彼此释 怀、皆大欢喜。 2001年我在爱丁堡采访戈尔·维达尔时，敏锐意识到，我正在与一个世界上最富机智、最有才气，或许也最尖刻的 人对话。我紧张极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维达尔谈到一段引言——那是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凶手蒂莫西·麦克维格对要判 他死刑的法官引用的一段话。维达尔说他记不清原话，而我则想起当天早上已经把它记了下来。我把笔记递给他，拿不 准他是否会欣然接受，直到听他说“谢谢，你最好常伴我左右”时，我才松了口气。于是，观众笑了，我笑了，维达尔 也笑了——一场圆满的对话就此落幕。 第二年，在同一台节目上，我又采访了维达尔的美国同胞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我对她的作品很感兴趣，并为她的 天分所倾倒。但情况看来似乎不妙，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回应与其说过于简短，不如说充满轻蔑与不屑，甚至抵触。我继 续耐心准备——我几乎读完她所有的著作——所以我认定她无论如何都会跟我合作。最后，当我提到《黑水》和《地球 上的人生沉浮》时，她惊叫起来：“你读过它们？太棒了，我要给你颁发奖章。以前还没人读完它们。”就在那一刻， 我感觉到，我到底是有备而来。 什么是文学访谈呢？它既不是一次随意交流，也不是简单呈现作家作品中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是一件舞台作品，是 一笔公开清点，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探寻，也是一次艰难的高危行为。采访者怎敢问出如此私密的问题呢？对已在作品 中将自己灵魂袒露无遗的作家来说，他们又期盼什么？ 我采访过的每一位文学界国际知名人士，此前他们早已受访过多次，因此能让访谈难忘就成为一种荣耀。要激起他 们的兴致，要么凭借精心设计的问题；要么仰仗访谈采取的特殊方式。迫使被访者不得不设身处地地思考，而非照本宣 科。有时采访会碰到这种时刻：你与被访者都同意采用亲切的谈话方式；而采访某些作家时，则像一场击剑比赛，需要 充分调动意志和力量。此时此刻，谨慎使用沉默发生了作用，谁先缄默不语，谁先打开话题，都会产生不同效果。 如同一位访澳演员和另一位演员（作为采访者）之间所进行的公众“对话”中所报道的那样，采访者说，他熟知被 访者：“采访不是审讯。我们一同来到市政厅，谁也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接下来将会是一场爵士乐表演。希望以 相同的调门开始，以不同的音高结束。” 以上陈述总是向我敲响警钟。这是个信号——采访者对他的熟人也是可能的对手提问时或许会恼怒。采访者准备不 足的事实表明，他把仔细研究作家生平和作品看成一种强加，并希望观众把他也当被访者——这样他就有平等的机会谈 论自己。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访谈中两位作家陷入争执而无人调停（因此评价对方作品时如何保持心态平衡和冷 静尤为重要），而事实上，双方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对方的只言片语。 冒然进行采访却不做任何功课，常令我想起《纽约客》上弗兰克·科塞姆创作的一幅手术室漫画——画面上医生和护 士团团围住手术台。一名医生说：“让我们现在开始切开皮肤，看看会怎样。”这与我想做的截然相反。 我的部分任务就是要轻松地引出采访的第一个问题，而被访作家早有类似经历。我对此总是斟酌再三，初次会晤后 我常会改变问题，或者我会让它多少显得正式些（最好牢记：即便是即兴爵士乐，也建立在高度纯熟地掌握音乐技巧和 反复排练的基础上）。正式采访前我与哈罗德·品特碰了头，他在被诊断为喉癌后刚做了一次大手术。他问我是否要讨论 病情，我说已经准备好一个相关问题。他说愿意先谈它，我同意他的请求。我很乐意就他准备好的敏感话题进行访谈。 品特甚至还专程带来他的新诗《癌细胞》，并请我当众朗诵，接下来是一场小型即兴演出。我对访谈中那些插曲特别在 意。这场由哈罗德·品特亲手执导的访谈节目，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不期而遇的一次乐事。 在采访前我先与托妮·莫里森会面，我称她为教授，并询问她愿意怎样被介绍给观众。此前我看过好几个关于她的访 谈，在节目中，莫里森纠正了采访者对她的介绍用辞，致使整个访谈极为不顺。莫里森教授更愿被称作“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第一个美国黑人女性”。她说她十分感激我对这一称呼的敏感，并向我解释她特别在意的原因：在种族歧视的岁 月里，老年黑人妇女常被那些素不相识却拥有权力的白人直呼其名。所以，在涉及称谓的各种情境中，我都倾向于用源 自澳州本土的平等主义调和抚平这一切，尽我所能实现观众最受益的对话效果。 以下是意大利记者奥里阿娜·法拉奇的观点：“我向他们挑衅，因为我自己也身陷其中。我的采访活动从不是冷冰冰 的，因为我已经爱上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