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7）》摘自《新时代党员干部作风建设读本》.docx

治国重在治官，古今一理。毛泽东同志也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即当代中国的官吏。当然，毛泽东这句话，也还不是讲法治，不是以法治官，在“路线”与“干部”之间，还缺少或忽视“制度”与“法律”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以致流于“贤人政治”的窠臼。但他重视治官，严惩贪官污吏（如杀刘青山、张子善，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如发动 1957年整风运动，60年代的“四清”运动），乃至大搞所谓“反修防修”斗争（如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提倡“海瑞”精神，“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虽然言行有些不一致、愿望和效果发生背离），无一不是企望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励精图治。当然，由于其政治路线失误，又不讲法治，所以适得其反。 治国重在治官，是因为官与权不可分。古人铨释“官”字的含义，谓“官者，管也。”管则需要权，有权就要设官，要设一定的官职来掌握和行使权力；当官就有权，哪怕小到一个警察、一个小公务员，手中也都掌握大小不等的权力。而权力，既可以用来积极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消极地不作为，有权不用，尸位素餐；更可以加以滥用，用来攫取物质或精神私利。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 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他的名著《权力论》中说过：“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 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霍布斯也说：“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孔夫子讲“食色性也”，讲的是人的生理自然本性；而“权力欲”则可以说是人、特别是官的社会本性。而根据英国历史学家 JohnE.E.Acton 的名言： “一切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必致绝对腐化。”对掌握权力的官吏如果不加制约，也必然会腐化。所谓“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终不可得。”中国古代历朝败亡，莫不败于奸臣、贪官以及那些“手握玉爵、口含天宪”、专权乱政的宦官之手。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一书中，对贪官污吏有一段生动的刻画：“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籍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因此，历代吏治大都以惩治奸贪为主。新中国建国初期惩办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毛泽东就曾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这样。”“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时至今日，官吏的腐败现象仍有增无减。当然，吏治不只是消极地为了防腐，积极的应是改革行政机构，健全官制，选拔和培养“能吏”、“廉吏”，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使国家机器能通过他们得到稳定、安全、高效地运转，促成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明确了治国重在治官，更重要的还必须解决谁来治、如何治的问题，即治官的主体和方略问题。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人治下的吏治，即皇帝治官的方略，是以官治官。毛泽东同志的治官方略是人治与群治结合，即：在人治下，通过群众运动来治官。这种直接把群众作为治国的主体的“群治”观，表面看来是民主的或是“大民主”，但实际上却仍然没有摆脱人治。群众运动在革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阶级斗争激烈时期，用来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扫清反动的残渣余孽，确有风卷残云、立竿见影的功效。在政治运动中，群众也比较听话，领导者个人运筹帷幄，一呼百应，一言安邦。领导人特别是在群众中有极高威望的领袖个人可以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这给人以错觉，仿佛个人意志可以扭转乾坤，群众运动可以包医百病，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治国治吏，都可照此办理。殊不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群众运动往往变成运动群众，离开了法治的“群治”，实际上是“人治”的变种。这种一人之治与群众之治、个人专断与大民主结合，成为建国以来到“文革”终了的中国治国治官的“特色”。考其得失，应当说收效甚微，负面作用为主，官未治好，造成了极大灾难，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