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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续古诗》创作特色 摘要：在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中，《续古诗》十首是其自我兴寄意味最为深刻的代表。该组诗以《古诗十九首》为主要仿拟对象，同时参照了其他诗作。集中的主题与严密的结构，是诗人在拟古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而诗人对游子思妇之典型形象的个人凝视，使组诗在不同的抒情视角中呈现出相同的道德立场，实现了对《古诗十九首》的价值重塑。《续古诗》的独特意义在于生动刻画了诗人的理想自我，这也是白居易其他讽谕诗所不具备的功能。 关键词：白居易；讽谕诗；古诗十九首；拟诗 白居易讽谕诗的创作，一直被赋予“为时”“为事”的严肃使命，诗人的自我生命体验与个人气韵在述论时事的过程中被印象化、简单化，因这并不大与醒世济民的讽谕意图相关，也不适合挤占诗歌本身有限的篇幅。讽谕诗中的政论体与兴寄体几乎都将目光集中到外部的社会现实，在此前提下，从继承《古诗十九首》诗歌创作传统出发，最后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集中表现出诗人内心自我的《续古诗》十首就显得尤为特别，这一长篇组诗对诗人自身遭遇——而不是别的人事物情——的丰富抒写，大大超过了拟古习作的表面意涵，并显露出与其他讽谕诗不同的特质。 《续古诗》主题结构的新变，回答了白居易在面对《古诗十九首》表现出来的汉末文人的群体性思考时，怎样进行艺术处理与再创造的问题。在模拟经典的过程中，种种腾挪融汇、作意翻新的尝试，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原作的束缚，融铸诗人自己的思想意志于其中。诗人的精神人格，借由其创设的理想主人公的心灵历程一一展现。 一、道德化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与思妇是一组包含众生百态的人物群像，那么《续古诗》中的男女角色则共同带有符合诗人个人标准的、较为统一的道德属性。 从男主人公视角看，以“士”取代“游子”的个人身份认同是人物形象变化的关键。在漫道求索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如《古诗十九首》中视“荣名”为宝（《回车驾言迈》）、不甘“守穷贱”（《今日良宴会》）、寻欢作乐以逃避现实（《驱车上东门》）的芸芸众生，他们穷困落魄、不为人知，以“游子”之身漂泊浪荡，遍尝人世辛酸。《续古诗》的主人公在飘摇远行之始，曾面临与前人同样的迷茫，但诗人紧接着便展示了一条放弃功名、清贫独隐的道路，这是与争名夺利、及时行乐完全不同的道路。“苦节”之“士”（其四）的出现，不仅正面揭示了不公的客观环境，也隐含着诗人对“游子”们委婉的批判——身处潦倒不应该成为放纵自身的借口，始终保持节制与操守才符合“士”的品格。此外，“士”也是文化与政治身份的标识。就仕途经历而言，相较久不得志的一众“游子”，“读书三十年”（其六）初获功名的士子，表面取得了全新的社会地位与阶级认同，然而接踵而至的复杂矛盾使其陷入又一重人生困境，依然没有改变其“不得志”的生命底色。 从女主人公视角看，对闺怨之情的超越是《续古诗》中女性形象的突出华彩。其一、其五、其七三首诗歌，均作女子口吻以道心志，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人物品性的高洁。而在人物关系上，无论是作为比照对象的“倡女”（其五），还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群妾”（其七），通过女性群体内部之紧张关系的刻画，不难窥见诗人在男女之思背后所寄寓的君臣之义。为剖陈心迹，思妇们心怀猜疑、不甘寂寞、沉湎欢爱的一面悄然隐去，其高尚的道德、端方的品行则被反复强调。在这里，诗歌主人公绝不会发出类似“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的慨叹，而只会献出纯洁无瑕、忠贞不移的心灵。 从游子到思妇，经过诗人主观改造的诗歌主人公焕发出与传统形象不同的人格魅力。他们并非不具任何人性弱点的完美人物，那些渴求功名的物质愿望、面对不公的激慨与不平、难以言说的孤寂与哀怨，都是人们在面临豪贵贫贱的鸿沟、人心翻覆的渊壑时，自然产生的情感本能。而当各种尖锐的现实矛盾激烈迸发，遭遇贫寒、孤独、冷落等种种不幸的人，其原本的精神世界遭受冲击与震荡之后，他们的坚守方显露出真我本色。 二、理想化的人格追求 白居易赋予了笔下人物面对困厄百折不挠的核心灵魂，因为那个步履维艰却依旧不肯向世俗妥协的诗歌主人公，处处投射着诗人真实的自我：“可怜苦节士”（其四），好似年少间“苦节读书”的自己；“业成无知己”（其六），就像入仕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的自己；“恩薄谗言多”（其七），仿佛受人诬谤、因言获罪的自己；“五年不见面，三年不得书”（其八），如同与友分隔、远离故土的自己……与其他讽谕诗相比，在《续古诗》中，诗人的自我不再是被动、间接反映的对象，恰恰相反成为了表达言说的主体——面对险恶的外部环境，诗人的徘徊与迷茫、挣扎与斗争，以及坚贞自守的情操，都寓托于游子思妇的形象之中。 《续古诗》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处世态度与人格特质，不仅是白居易精心塑造的理想自我，也是古往今来无数坚持自我之“士”的缩影。“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7]326这一系列面向自我的感遇咏怀之作，之所以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