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第一讲、第二讲).pptVIP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汉书·胡建传》记载有《黄帝李法》的片断内容：“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据说“李”即“狱官名”及“法官之号，总主征伐刑戮之事”。可见，最早的法兼有军法与刑罚双重涵义，最初的法官、狱官也兼掌军事和司法两种职能。当时之所之如此，首先是由于军事活动是一种需要高度组织纪律，严格行为规范和统一行动规则的集体行为；当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时，就需要制定军法协调兵员行动。此即“师出以律”，此类军法亦即最早的法律。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早期的军人就是平日的部落成员，将战时的军法改造适用平时，也就成为普通的法律。另一方面，无论战时或战后，都需要对敌人、俘虏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故军事首长便成为最初的法官或狱官，某些军法也就是成为惩治违法行为的刑罚与刑法。此即刑“始于兵”、“兵狱同制”。当然，战争与刑罚的产生，归根结底渊源于社会经济因素。所谓刑“始于兵”，不过是说明军事活动是刑与法起源的一种直接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中国古代的早期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它以摧残人的肢体或功能为主要内容。据《国语·鲁语》所载，自黄帝时代以来，即开始形成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的五刑制度。《尚书·吕刑》也叙述了蚩尤时代苗民创制五刑的过程：“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据说到尧舜时代，不仅曾任命皋陶“作士”，制定“五刑”，创制监狱，而且又出现象刑、流刑、赎刑等刑罚制度和故犯惯犯从重、过失犯罪从轻处罚的刑法原则。这就是《尚书·舜典》所说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起源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从家庭制度发展到宗教制度，原来的血缘亲属关系纽带并未因原始氏族制度的瓦解而削弱，而是以新的家庭与宗族制度的形式保留下来。因此，中国古代国家是由若干宗族组织构成的，而并非像恩格斯所说的西方国家那样，以所谓“按区域来划分它的国民”的单纯地域组织构成。由于国家形态与宗族体制合而为一，其社会结构也以家庭和宗族集团为内涵，自由人与非自由人均以家庭和宗族集团成员的形式出现。法制文明的起源受其影响，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些自身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第一，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与发展，主要通过刑始于兵和礼源于祭祀两条基本途径完成，始终贯穿着礼刑并用原则。以各级宗主及大小贵族所代表的上层统治者，一方面制定大量系统详备的宗法礼仪制度，运用德礼教化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礼法”职能；另一方面，又以对法律进行专擅垄断的秘密操作手段，通过施用严刑峻法行使其镇压职能，辅助“礼法”顺利贯彻实施。这就影响了法律制度所应具备的客观公正性质与价值公平原则，使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具有“礼治”、“德治”、“人治”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第二，家国一体，法律具有家族主义特色。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安土重迁的客观需要使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夏朝是在原有的部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刚刚跨入奴隶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没有完全解体，在国家形成之后，进一步加强这种血缘纽带。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孝经》中有“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在极为早远的法律诞生之初就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中对血缘关系的极端强调。夏朝实行国家相通，亲贵合一的制度，启既是君主又是所有臣民的家长。各个部落的奴隶主既是部落的家长，又担任国家的官职。因此法律也具有二个功能：既维护国家的统治，也维护氏族内部的秩序，这就造就了后世传统法律中家族主义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第三，刑事法律发达，民事法律相对滞后。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古代的中国人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业，实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造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稳步发展，商品经济发展落后。在民事法律方面，夏朝用礼加以调整，由于礼的作用的加强，使得民事法律规范在形成时期的夏代法律中居于次要地位，没有发展到相应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相反，以夏王为代表的宗法奴隶主阶级，为维护专制王权以及种族奴隶制的严酷统治，镇压部族和平民以及奴隶的剧烈反抗，十分重视习惯法中刑法的内容，不仅把习惯法中刑法的内容保留下来，还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简单的刑事法规，《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汉书·刑法志》在讲到古代法律起源时，也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这些刑事法规的颁布，对形成后世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传统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第四，部落首领的权威在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日益加强，法律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