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源氏物语》与白居易.docxVIP

浅谈《源氏物语》与白居易 在11世纪的日本平安时代，女官紫氏部著成经典之作《源氏物语》。作为日本古典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著作，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有着明显的写实主义倾向。可以说，《源氏物语》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还兼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源氏物语》产生的时代，政治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现象：豪门权贵藤原家族掌握大权实行“摄关”政治。因此争夺摄关宝座就成了藤原家族的主要矛盾。又因他们是左右国家政治的权势人物，兄弟内部斗争不可避免地给国家和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紫式部则以此为背景，以源氏为中心写了上下三代人的荒淫生活。其表现的一个主题是：出身同一藤原家族的左右大臣形成两个阵营，互为政敌，争权夺势；另一主题是：一夫多妻制下由男尊女卑而导致的女性悲惨命运。日本文学家西乡信纲指出：“《源氏物语》的主题是从人类精神史的角度来描写贵族社会的矛盾及其没落史。”；“是通过光源氏在爱情上的巡礼，形成贵族社会面貌的长幅画卷。” 参见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08页。 平安时代在文化上（尤其是高官贵族中）也存在着一个现象：作汉诗蔚然成风，为中国丰富灿烂的文化所倾倒日本皇室贵族、高官，都将学习汉文诗视作个人最高尚的修养和爱好。紫式部在这样汉诗盛行的时代。其曾祖父、祖父、伯父、兄长都是当时的著名歌人，父亲又长于汉诗文与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颇深。在这样家庭熏陶下，她本人自幼随父学习汉诗，熟读中国古书文献，特别是对白诗有较深的造诣。 正因如此，在她孤苦婿居时，才能以才女的身份被召入宫，为皇后讲解白居易的诗文。毫无疑问，中国诗文和文学典故大量地融入了她的文学创作。因而在创作《源氏物语》这部巨著时，整部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息。据统计，整篇小说中插入汉诗大约108处，其中多达九十多处是白居易的诗。《外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外国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 《外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外国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不仅是将诗歌直接插入作品中，白诗的化用也在《源氏物语》中有所显现。在开篇回《桐壶》中便能捕捉到《长恨歌》的影子。本回开篇便是：“——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出身并不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这说的便是更衣,由于她遭众多妃子妒忌,所以郁疾体弱。又写道：“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呢。”一句话便将桐壶帝与唐玄宗，女更衣与杨玉环四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桐壶帝和唐玄宗都是一朝皇帝，更衣和杨贵妃都不是皇帝正室，却同样受到特别的宠爱，并且都好景不长，很快便香消玉殒。而这些皇帝却于此无能为力，只得郁郁而活。《源氏物语》与《长恨歌》在这样的故事构成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桐壶帝外，朱雀院、冷泉院无不是多愁善感、无所作为、缺乏自主精神的伤感主义者，而紫式部笔下的源氏和薰君也是颓靡放荡、意志薄弱、逆来顺受的贵族，我们都能从这些人物上捕捉到唐玄宗的影子。平安时期的贵族妇女尽管物质生活优裕，但地位不改低下，饱受精神层面的苦楚，她们渴望人格上的尊严和真挚的爱情，却免不了成为男性贵族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她们无一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使是后宫嫔妃中权势最大的弘徽殿女御也是如此。尽管心狠手辣、工于心计，但也并不能阻止源氏从流放地回京。源氏回京后又得荣华富贵，她只能自叹时运不济。其他贵族妇女更无一不是男性贵族玩弄的对象，无一不是男尊女卑观念和一夫多妻制度的牺牲品。因而作为唐代腐朽政治牺牲品的杨贵妃的悲剧命运对平安朝的贵族妇女的命运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概括性。 书中还多次直接引用了诸如“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和“夕殿萤飞思悄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的诗句，更有力地佐证了《源氏物语》与《长恨歌》两者之间的联系。 加之紫式部在这方而又有较深的个人体验。尽管出身名门之家，但身为女性，在那样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她的不幸几乎是必然的。二十二岁的她被迫嫁给比她大二十六岁的地方官，而当时她丈夫已有了三个妻子。她由此切身体会到了一夫多妻制的痛苦。因此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写下了众多女性的苦难。这些女性，既是皇官贵族荒诞生活的玩物和陪衬，又是政治角逐的工具和牺牲品，其结局毫无疑问都是悲剧性的。这又和《长恨歌》中白居易对放在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女性——杨玉环身上的同情有了相似之处。 除了类似《长恨歌》这样直接插入与利用叙事内核的模式外，紫式部还别有用心地扭曲了一些诗的本意来达成自己所期望的文字表现效果。在第二回《帚木》中有这一情节：藤式承在谈到他向一位博士的女儿求爱时，博士向他朗诵了白居易《秦中吟》中一首《议婚》。 有必要给出这首诗的原文：“天下无正声，悦耳即为娱。人间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颜色非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