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公司面纱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docVIP

【刑事实务】办理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证据指引 2021年8月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儿童性侵犯是指儿童卷入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性活动，或因不具备相关知识而同意的性活动，或因发育程度限制而无法知情同意的性活动，或破坏法律或社会禁忌的性活动。[1]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从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到福建安溪华侨职校校长强奸嫖宿幼女案，受害儿童的低龄化和人数的增加让人触目惊心。[2]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发，打击处理情况不容乐观，其中证据调查和证明犯罪不力是重要问题之一。因而公安及检察机关联合制定了一个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证据指引，归纳出不同类别性侵案件犯罪人类型、犯罪人特质、犯罪手法、对应证据、被害人类型、被害人年龄、被害情境、被害异常行为与心理反应等，以及彼此之间的对应关系，甚至因果关系等，并通过严密的侦查流程或制度，提高取证和证明犯罪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一举措是目前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所迫切需要的。下文拟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三个阶段中关于证据取得、证据审查、证据证明问题进行探讨。 ? 一、侦查阶段关于证据取得的问题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始于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关于证据的取得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 （一）及时立案的问题 在我国，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起点，是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必经的法定程序。然而，就性侵儿童案件立案情况而言，立案难成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的保护伞，成为被害儿童遭受法律二次伤害的导火索，以及无辜儿童可能遭受侵害的危险源。[3]根据目前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要审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材料，能够证明可能涉嫌犯罪才能予以立案。而这一规定并不适合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践中，由于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没有能力自行搜集并提供基本证据，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报案时，证据材料往往十分匮乏，尤其是在监护人、熟人性侵害案件中，更不可能要求一个年幼的孩子自己提供证据。并且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些证据非常容易消失，需要及时采取专业手段进行侦查并使用技术手段予以保存。因此，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宜以现行立案标准作为是否立案的判断标准，否则极易放纵犯罪分子，对被害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伤害。为此，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中关于立案的规定，即凡是接到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案、控告、举报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这条规定在打拐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性侵未成年案件中应当借鉴，在接到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报案、控告、举报时，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因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越早立案取证越容易，立案越晚则证据越难取得。 ? （二）类型化侦查的问题 类型化判断是认识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对性犯罪者可就犯罪行为特质、犯罪手法、心理状况、触发条件等进行类型化侦查。在公开场所向陌生儿童实施性侵害者，就侦查角度而言，区分性犯罪者类型的帮助并不大。除了在公开场所向陌生儿童实施性侵害者外，性犯罪者分为迷恋型与退化型两类。迷恋型（典型者如恋童症者）的特性是持续且强迫性地喜欢儿童，犯罪系出于预谋而非环境压力，犯罪者会借由照护、教育、辅导等与被害儿童建立关系并性侵儿童。退化型则常见于成年后因失业、婚姻破裂、滥用药物等外在压力或挫折而引发，犯罪者常有寂寞、孤单、焦虑、低自尊与低自信等负面情绪或认知，不具良好的社交能力，通常是在封闭的生活圈内性侵易于接近的儿童，会重复侵害特定对象（如自己子女）。如果被指控对象于案发前确实遭遇重大挫折或压力事件，且过去并无性侵害前科的情形，可推定属于退化型犯罪者。如果查无重大挫折或压力事件，但被指控者有良好的机会或能力可接近被害者，应推定属于迷恋型犯罪者。对于迷恋型犯罪者，通常因其具有良好的掩护，例如隐身于学校、托儿所、幼儿园或假冒善心人士，一般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绝非仅只有本次，犯罪时间亦非肇始于本次罪行，受害者通常远多于退化型，单一受害者仍会重复被害。这类犯罪者对于如何接近与诱导被害人、甚至选定犯罪目标，通常有一定的步骤（如伪装大善人设法取得儿童信任或者家长信任）、方式（如以糖果或礼品引诱，以教导功课接近，告诫甚至威胁儿童不得将两人关系告诉他人）与标准（如选定缺乏父爱或特定身材长相的被害儿童）。[4]据《半月谈》报道，2018年1月至10月，深圳发生幼儿园、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4宗，14名教师和工勤人员对21名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其中幼儿园、学校教师和工勤人员6名，占比43%；校外培训机构教师8人，占比57%。被性侵的21名未成年人均为女性，其中8岁以下13人，占比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