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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在古代社会知识和权力间的枢纽作用 　　摘要：本文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出发，审视了科举制作为联系权力和知识的纽带作用。在科举制的帮助下，古代中国将知识和权力融合，进而构建出稳定的知识—权力体系。清朝末年，儒学在和西方科学的争夺中失败，既是古代中国知识的失败，也是封建权力的失败。 　　关键词：科举制;儒家文化;权力—知识;福柯 　　科举制度和知识、文化的联系，不少学者已经有过论述。干春松将科举制视为儒家文化和封建意识形态的纽带。[1-2]桑兵从科举制度、教育制度的演变来审视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较量。[3]苏鹏从制度文化倒逼制度发展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最后发展到科举制的历史脉络。[4]刘海峰梳理了科场的经术文学之争和其后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这些变化推进了儒学的发展和广泛传播。[5]张雪蓉指出科举制的废除，削弱了经学教育的地位，破坏了官员选拔的有效机制，使传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内容和它的传达载体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承。[6]其他一些讨论科举制作用的论文中也提到科举制对文化、知识的影响，在此不一一指出。以上学者从史料中发现了科举制和文化的相关关系，并对这组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思考，但大多数文章止于此，没有深挖科举制背后的权力动因。本文试图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视角审视科举制。 　　一、权力与知识 　　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可以通过实验证据或逻辑推演得到证明或辩护。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知识被看做是确定无疑、普遍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通过正确的方法获得知识，新的理论不断取代旧的理论，知识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进步。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库恩、玛丽·赫西等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也波及到传统上对知识的看法。他们注意到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有不同的范式（信念、价值标准、技术等），共同体之间相互斗争，毫不妥协，科学似乎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和宣传的事物。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科学日益发展成压制、异化人性的怪物。 　　权力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其概念的争论未曾停止。及至福柯，他归纳了近代以来对权力的争论，认为近代以来有两种主要的权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和乏力主义法权模式，二者虽然有所差异，但归结起来都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权力观。对经济角度解释权力的不满足催生出了两种对权力的非经济分析“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为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7]二者实质上都是关于权力的支配—压抑模式。福柯对这两种对权力的解读都不满意，福柯认为权力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权力由谁掌握”，而是权力是如何发生的。福柯提出了“规训性权力”来回答这一问题。所谓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在这种权力机制下，暴力、财力、甚至意识形态都不是其运作的动力，通过规范化的管理、监视、检查就可以让人按某种模式行事。 　　当知识的客观性受到质疑，知识对人的异化被发现，权力被从规训的视角审视时，权力和知识就很自然的走到一起。尼采首先把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他认为知识是权力间相互斗争的产物。福柯继承发展了尼采的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相互蕴含的关系：如果相关联的知识领域尚且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根本就不会存在相应的权力关系;同样，任何知识的形成都预设了特定的权力关系。权力和知识既不是同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8]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1905年废除科举（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儒学作为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达两千多年，在塑造古人行为方面有巨大的作用。诚然，福柯规训性权力是在现代社会国家对社会监控日益紧密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古代社会远没有这样的监控能力，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上，权力的作用似乎十分明显，科举制就是其中重要的制度。 　　二、英雄入彀要背书 　　中国自古就有贤能政治的传统，选贤举能是理想的选举方式。国家需要从掌握知识的人种吸收进行统治的人才。 　　汉武帝设立察举制度，“贤良”和“孝廉”作为做官的标准。但在实行中“举贤良”更受重视，汉武帝后来曾下令治罪不积极举孝廉的人，“孝廉”的标准逐渐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孝”为重。这与儒学的主张相一致，以孝治国也与秦朝严刑峻法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社会新的价值取向。然而察举制到了后期失去了引导作用，察举的权力被世家大族控制，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儒学也很难在社会普及。 　　魏晋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试图对人才的家世、德、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