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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走廊产业扶贫的行动逻辑及运行机制 　　摘要：精准扶贫战略下，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取得显著成效。利用田野调查方法对这些瑶族村寨产业扶贫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可将其行动逻辑概括为：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激发了农民主体性作用，扶贫指向兼顾个体脱贫与社区发展、共同富裕，以小众化产品为行动工具，把扶贫行动嵌入地方化的社会人文环境。其运行机制是：以平等的协商机制组织貌似松散的农民，借助平等的扶贫企业及核心产品链接城乡，依靠共同的分配机制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激活本土资源、劳动力、文化资本要素。 　　关键词：南岭走廊;瑶族村寨;产业扶贫;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4-0035-005 　　一、引言 　　民族走廊是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包括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南岭走廊从行政区域看，主要包括粤北、湘南、桂东北等区域，其特点一是民族居住区，该区域居住着瑶族、苗族、侗族、水族等十多个南方少数民族;二是贫困区域大、贫困发生率高，为深度贫困区，“在2013年2月公布的《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的贫困村名单中，这个地区一共有765个村寨榜上有名，占到全部3万个贫困村比例的2.55%”[1]。南岭走廊贫困地区基本上是生态脆弱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如何实施产业扶贫，摆脱贫困，这是各扶贫主体着力思考的一个问题。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后，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区的产业扶贫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徐翔、刘尔思认为：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集聚为依托，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工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专门化服务，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经营机制，把贫困地区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统一为产业链体系，通过产业链建设来推动区域扶贫的方式。[2]龙永华依据湘西州内产业化扶贫实践，把产业扶贫模式概括为六种，即：专业合作社带动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产业园区带动模式、基层组织引导模式、融资平台引导模式、对口扶贫单位引导模式。[3]贫困区域的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扶贫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争议和问题。陈希勇认为山区存在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不准、政策支持不准的困境。[4]胡振光、向德平把产业扶贫的问题概括为：地方政府行政主导权过强，政策执行缺乏约束;龙头企业自我逐利性过强，社会责任难以兼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能力孱弱、发展活力不足;贫困农户弱势地位突出，主动参与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产业扶贫需要提高主体参与能力、激发主体参与动力、突破主体参与障碍。[5]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对农业产业扶贫机制讨论不足，在精准脱贫攻坚阶段，思考产业扶贫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对精准脱贫具有积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南岭走廊深度贫困区代表性的瑶族村寨为研究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法进行深度剖析，总结产业扶贫内在运行机制，服务于同类贫困山区的扶贫实践。 　　二、南岭走廊瑶寨产业扶贫实践 　　南岭走廊山区瑶族村寨因其位置偏远，生活艰苦，早在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际，就被扶贫主管部门纳入定向扶贫范围，但一拨接一拨的扶贫始终无法帮助他们远离贫困。精准扶贫背景下，该区域部分瑶寨在社会力量支持下，采取以激发农民内在动力为主的产业扶贫机制，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农民的组织化 　　梁漱溟先生把乡村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认为中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农村发展，农民脱贫需要组织合作被普遍接受。问题在于农民怎样才能实现合作？吴重庆等人认为农民合作“需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自愿选择，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6]。精准扶贫对象是贫困群体，在扶贫过程中，外来扶贫主体往往无视贫困群体的内生力量，把他们置于扶贫过程的边缘。与这些扶贫主体不同的是，南岭走廊产业扶贫典型瑶寨，主要致力于解决扶贫主体驱动力问题，自始至终把组织农民投入扶贫过程，激发农民参与扶贫的动力列为题中之义。组织引导发动农民自愿合作，需要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为支撑。以合作社为扶贫利益共同体组织农民参与扶贫是这些瑶族村寨的首选。与那些优势群体控制农业合作社资源不同的是，南嶺走廊瑶族村寨不管是旅游扶贫还是特色产业扶贫，几乎都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利益均等化的合作社，股权均等、权益平等，这些合作社管理人员都是按照历史上推选“瑶老”的民主方式产生。如此，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地方新乡贤脱颖而出。这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合作社，体现了农民意志，突出了农民中心，发挥了农民主体作用，得到了农民的高度拥护，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