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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通公司经营策略 在中国电影风起云涌的20世纪30年代，电通电影制片公司（以 下称电通公司）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在复杂政治和商业气氛钳制下 的旧上海，这是第一家在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公司，它的 出现“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①。因 为这种特殊的政治出身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电通 公司争取到电影史书写时的更多笔墨，但这似乎也造成了一种“因政 治而重要”的简单印象。如果暂时抛开意识形态话语，不难发现电通 的重要性并非只因出身而获得，特别在30年代激烈的商业竞争气氛 下，作为公司行为，商业性也是其生存底色的重要局部。因此，对电 通经营策略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改善其政治单一化的公司形象，也是 还原真实，并重新确立其历史地位的必要尝试。 整体商业气氛和“吸引力电影”的本土实践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处于国外资本、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多 重竞争中，在战争频发和主权缺乏的环境里，现代商业秩序和企业制 度开展举步维艰。民族企业经受外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同时，还 面临国民政府制度重建的压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 进行国家内部资本重组，一反之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蔼姿态，在 通过这样一个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的过程，《电通半月画刊》从 理论层面赋予了舞台到银幕跨界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电通公司自己 的作品正是符合这一历史规律的产物，由此其明星便具有了时代性光 环，进而增添了对观众的银幕吸引力，同时因为这种顺应世界潮流的 先进观念，电通作品也被赋予了品质保证。当然除了这种略带深度的 宣传外，每期画报还出现了大量演员照片、现场剧照、人物剪影、戏 说漫画、逗趣性拍摄手记等物料，以此扩大其演员和影片的知名度。 “声音吸引力”的多层次挖掘 电通公司虽然只拍摄了四部故事片，但作为一个技术起家的公司, 对民族电影声音元素的拓荒和完善提供了关键性助力。卢米埃尔兄弟 首次放映《火车进站》时，观众害怕地发出尖叫，这暗示了动态图像 带来的震撼力量。那么与之类似，当声音作为一种全新元素加入电影 时，也能带来新鲜刺激，进而成为“吸引力”的全新来源。 中国电影的有声过渡形态较为独特，因为在差不多五年多里，经 历了多种声音形态共存的状况。但事实上，在美国即使不算技术研发， 全面过渡到有声片也经历了差不多15个月，”在15个月内（到1929 年9月止），全面向有声电影的过渡（转型）完成。往后，好莱坞就只 生产有声片了。“（23）当然中美之间存在技术差异，由于技术垄断， 当时国内普遍存在一种技术渴望心理，”希望电通对于电影的技术部 门，再作进一步的探求，务使最近期内，于机械方面，俱可不求外 人”（24）,所以三友式录音机的创造和电通公司的成立，很自然勾起 了国人期待，甚至在之前，社会就已对三友式录音机颇多赞誉，“自 然我们对于三友式录音机的使用者是怀着热情之敬意的。……我们愿 期望着他们优良的收获，当然我们渴望着中国有声片猛烈之进步的时 候 ”（25）。 电通公司的表现也未让社会失望，《桃李劫》一炮而红，从试片 到上映都获得很多赞扬，“一点也不夸张的说，在中国这是第一部以 有声电影的手法创作的作品……从《脂粉市场》《姊妹花》之后，这 《桃李劫》却尤其划时代的意义存在。”（26）确实，即使按照现在对 于声音系统的理解，《桃李劫》也毫不失色。它不仅完整地使用了对 话、音乐和音响三大元素，也通过声画同步、声画对位等技巧，充分 发挥了声音在人物塑造、空间感营造、情绪推动、主题表达等方面的 潜力。但这更多是立足当下的认知，如果还原历史现场，应如何认识 《桃李劫》在当时带来的全新体验？对于专业人士，因为目睹过太多 声音被滥用的案例，所以他们期待的便是声音不再是画面附庸，而获 得更丰富的表现意义，“至于音乐在作品中独立的存在，而不成为画 面的附庸，乃是我们一种希望而已“（27）。而普通观众并不懂鉴赏技 巧，《桃李劫》的开拓，在他们这里都落脚在影像现实感的提高以及 艺术感染力的增强上。事实上，当时创对声音的认识已经十分深入， 比方许幸之就曾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28),专门讨论电影有声 后“群众语”的使用问题，其中甚至引申到语言对民族文化的建构。 此外，黄自、贺绿汀、吕骥等著名音乐家也发表过许多关于电影配乐 的专业文章。 《桃花劫》 技巧完善是电通公司提高声音吸引力的努力之一，但此外，还包 括对电影歌曲的开拓和对音乐喜剧片的体裁创造两方面。首先就电影 歌曲而言，及至电通公司开始推出作品的1934年底，这已不再是新 鲜事物，当时甚至已经产生许多“每片必歌”的批评。电通虽然也 “每片必歌”，但其独特性在于创作观念的根本转变，首先在动机上 歌曲使用自然有招徒观众的意图，但在表达手法上却摒弃了生硬添加, 而与故事和其他音乐元素有机结合，使歌曲和故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