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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期，加税或国债：哪种更好？ 假如国家有高回报率的开支或投资项目，那么所需资金是靠发国债，还是靠征更多税，哪者更好呢？ 答案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投资创业，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 相反地，如果公债利息高于民间投资回报率，那么靠负债发展是下策。同时，如果政府的投资回报低于民间投资回报，政府就既不应该借债发展，也不应该加税，而是要退税。 例子 假设所得税是20%，政府公债利息永远为5%。假定民间投资回报率年年是6%。 如果少向老百姓征收一万元税，那么老百姓把这一万投资后，第一年得到600元税前回报，其中120元交税，剩下的480元加本金一万元重新用于投资；第二年得到628.8元税前回报，其中125.76元交税，剩下的503.04元加本金一万元再用于投资；以此类推下去，年复一年，不仅老百姓的财富越滚越大，而且政府的税收也按每年4.8%的速度增长，政府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税收流，这个税收流的总折现值为6万元。换言之，如果政府通过借债维系开支，把更多钱留给老百姓投资，那么今天每少收一万元的税，实际上政府最终得到的是今天值6万元的未来收入流，让国家财富净增5万元。 如果民间投资回报是5%，那么政府减税得到的额外好处为零； 而如果民间投资回报低于5%，则减税会吃亏。 当然，如果民间投资回报远高于5%的国债利息，那么借国债并同时减税就让这个国家发横财了！ 美国二战后的经济策略 这个例子基本反映美国二战后经济国策的总体逻辑。 美国的资本市场最发达，给政府提供了无限的将未来收入证券化的能力。由于人们对美国制度的稳定性非常有信心，美元和美国政府公债是世界投资者最为放心的增值保值手段，因此其公债利息近几年保持在4%左右，这是美国老百姓所无法得到的融资成本。 如果美国民间要借钱投资，他们能得到的利息远比美国政府要支付的利息高，在这种情况下，于其由个人或私人公司去借钱，还不如由美国政府代替老百姓借，并同时通过减税让老百姓把钱留着自己去投资！ 案例：清朝军费筹措途径 清朝的财政体系的两大原则： 1.正额：财政收入来自固定的税收额度 2.亏空：表明管理不善，财政赤字的地方官员会受到惩罚。 由于税收定额无法更改，财政系统的灵活性体现在： 1.协饷：财政收入的跨省调配； 2.在承平时期大量积累财富； 3.卖官鬻爵 卖官鬻爵：主要的战争融资方式 卖官鬻爵作为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卖官定价遵循严格的规则。买官者所获得的官阶，取决于其之前在国家困难时期的捐纳。买官者所得，并非真正的官职任命，而是官位称号。 可买卖的官位大致分为六类：翰林学士；职衔；实职；候选官；捐免；其他。 1800年后，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卖官的权力和收入。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卖官收入占各省战争支出的23%。同时期，户部57%的白银收入来自卖官。鸦片战争后的十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总共达九千五百万两银，其中46%由卖官收入弥补。 当中央需要收回部分卖官鬻爵收入时，会采取以下两种方法： 1.提供更优惠的价格； 2.给中央所卖的官职以特权。 协饷制度 和平时期 各省上缴一部分税收收入至户部（京饷）。 然而，不是每个省都能自行负担本省的军事支出，它们需要富裕省份的协助。在协饷制度下，各省根据财政情况分为财政赤字、自给自足或财政盈余。西部财政收入少、军费开支高的省份成为收协省份，它们接收临近富裕省份的财政盈余。因此，山西与河南成为陕西和甘肃的主要协助省份。四川、云南、贵州则主要接受来自江西、湖南、湖北的协助。 以新疆为例 乾隆年间，清朝在新疆常驻的军队约4．5万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疆每年的军政费用需白银200余万两，而新疆全年货币形式的赋税收入，仅有白银10余万两。清政府规定，新疆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留归新疆各地使用。新疆地方财政的收支差额问题，则通过内地省份的“协饷”解决。新疆遇到大事时，由清朝中央政府拨专款支持，称为“专饷”。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当时，全国有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财政比较紧张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外，其他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 战争时期 1867年之后，跨省争取捐纳也成为筹措战争款的重要方式。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战争拨款不力，导致省际互助变得更加重要。互助形式也由最初的协拨兵饷，变为更复杂的互助体系——多省与多军队间的月度军饷支付。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省际互助变为多省捐助，四川和富裕的东部沿海省份承担了维持和平与建筑西部塞防的财务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