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庙庋藏李士铭捐造祭孔烛台浅析.docxVIP

天津文庙庋藏李士铭捐造祭孔烛台浅析 　　摘要：天津文庙博物馆藏有一批民国十四年（1926）天津地方乡绅李士铭捐造的祭孔烛台，其造型古朴、简约无华，为实用照明祭器。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工艺水平上。这批祭孔烛台捐造者为近代天津后“八大家”之一的冰窖胡同“李善人”李春城长子李士铭，烛台铸造于天津文庙1923年大修期间，此时期也是动荡时局下李氏家族逐渐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对于祭孔烛台的研究，可为各地文庙复原陈列提供实物例证，亦可推物及人、透物见史，对天津地方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祭孔烛台;李士铭;“李善人”家;天津文庙 　　孔子之祀已有2000余年，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祭祀体系，拥有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孔庙祭祀进入国家祀典后，一直昌盛不衰，很少遭到排斥，20世纪后虽有波动，却仍然断断续续进行，近几十年来祭孔活动重新恢复，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祭祀活动要有专器，为一套组合器皿，大都数十件、数百件。孔庙的祭祀礼器种类繁多，合乎法度，古朴精详，简约实用。民国以来，祭器的保管工作受到忽视，地方府、县各级学庙旧藏祭器要么因时局动荡而破损缺失，要么因缺乏检修而毁坏于库，要么因典守失职而遗失于外，文庙在进行祭孔活动时，往往出现临祭而祭器不备、祭器不足的情况，日常陈设也缺少实物展品和祭器复制的参照物。天津文庙博物馆藏有民国时期铸造的一批祭孔烛台，在本地文庙博物馆陈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复原陈列的实物支撑。 　　1李士铭捐造祭孔烛台概述 　　烛台是插放蜡烛的照明用具，其基本由底座、立柱和带较长烛扦的烛盘三部分组成，在用途上可分为庙堂供器和室内用器两类。祭器辅助行礼，不同于日常用器，本身蕴含了特殊的含义。“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1]祭孔烛台为擎烛之器，多以庙堂五供形式成对出现，虽然普通，但在祭孔活动中却不可或缺。唐朝以来，释奠仪数屡有变更，至清代祭器陈设制度较为完备。祭祀活动中，大成殿先师孔子神位置四烛台，四配各坛位设二烛台，十二哲各坛位设二烛台，两庑、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也依坛各设二烛台。就位置而言，祭器分设于各处，至圣先师孔子祭祀等级最高，其神位前为祭案（又名馔案），祭案之南为笾、豆案。笾、豆案之南为牲俎，俎中区为三：太牢居中，解五体;羊全，居左;豕全，居右。俎之南为香烛案，烛台即在香烛案上。祭孔的蜡烛多用黄蜡及牛、羊等的脂膏为原料，锡模镕。目前，各地文庙藏有的祭孔烛台并不多见。北京孔庙（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藏有一對清乾隆素铜烛台，高三尺二寸（约106.7厘米），小盘高二寸四分（约8厘米），大盘高四寸七分（约15.7厘米），中柱高八寸五分（约28.3厘米），足高一尺六寸（约53.3厘米），素质，无铭文。清雍正十年（1732），雍正皇帝颁赐曲阜孔庙一批珐琅祭器，包括香鼎1件、烛台2件、花瓶2件，祭祀时只是陈列殿中，没有实际使用。天津文庙博物馆收藏的民国时期烛台造型古朴，铸铁材质，三层两柱式，烛台分上、下两层承盘，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管状圆柱，素面倒扣深腹杯形底座圈足外敞，上盘中置烛扦，下盘内口有二十字铭文：“中华民国十有四年冬天津李士铭祭孔子庙敬造。”烛台底座直径17厘米，通高40厘米，现存39件。另有无铭文铸铁香炉28件。 　　2李士铭与天津文庙 　　2.1冰窖胡同“李善人”家族 　　天津人对本地豪富家族有所谓“八大家”的说法。由于“八大家”之说流传有百余年的历史，所以其所包括的家族前后有嬗变。天津“八大家”的形成与明末清初天津的海运、粮业和盐务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从清初康乾盛世以来，以盐务起家的富户在社会上的声势日益显赫。“八大家”主要有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随着时代更替，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进入“八大家”之列，关于补进的家族，社会比较公认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 　　“李善人”即李春城，天津后“八大家”之一，住在冰窖胡同。冰窖胡同在老城里，长340多米，北起东门内大街，南至贡院东胡同，为清咸丰年间修建。金大扬《天津“李善人”》一文描述了李家宅院的规模：“虎门高楼，高台阶，大门外高悬大匾‘太史第’;门洞里又一方大匾，上书‘孝廉方正’。全宅共有八个大四合院，每院全为北正房五大间，南倒座五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画梁雕栋，装修富丽。另有门房、账房、轿房、马号，并建有富于园林景色的后花园一所。”[2] 　　李家是大盐商，“李善人”的称号始于李春城。《天津县新志》记载：“李春城，字筑香。父文照，慷慨尚义，好施予。春城诸生，举优行，咸丰元年（1851）举孝廉方正……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