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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探讨 　　摘要：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各类证券期货纠紛案件日益增多，由于此类纠纷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较高的公众关注度，相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处置工作在实践中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处置的时效性也难以得到保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为蓝本，对中国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并就该机制对于执法司法机关、当事方的影响以及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证券期货调解和解 　　doi：10.19766/ki.zgzqqh.2019.01.013 　　改革开放四十载，中国资本市场也随之风起潮涌四十年，从无到有，星火燎原。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各类证券期货纠纷案件也日益增多，并且由于此类纠纷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较高的公众关注度，相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处置工作在实践中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处置的时效性也难以得到保证。 　　为促进此类证券期货纠纷的依法、公正、高效化解，中国证监会协同最高人民法院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已有民事调解、民事和解制度、《行政诉讼法》已有行政调解以及证监会证券期货领域行政和解制度的基本框架基础上，对证券期货领域的纠纷处理机制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具体解决方案：第一，2016年5月，两部门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法[2016]149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6个城市试点开展关于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工作，并指定8家试点调解组织共同参与试点工作;第二，在试点工作初见成效后，2018年11月，两部门再次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该项工作由从创新试点走向全面推进，由点到面，推向全国。 　　本文将从国外已有同类制度介绍，我国民事及行政调解和解机制介绍，我国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情况，该机制对于执法司法机关、当事方的影响，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境外相关证券期货调解和解机制介绍 　　1.香港以《证券与期货条例》为框架的证券期货和解制度 　　香港《证券与期货条例》于2003年4月1日生效，它兼容吸纳香港过去10条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的精华，是目前香港证券与期货市场的“基本法”地位的法律之一。根据其相关规定，香港证监会只要认为和解行为有利于维护投资大众或公众利益，就可以与相对人进行和解，而，且和解的程序和时间要求相当灵活，在采取纪律处分、启动案件前或是移送司法机关的各个程序中均可采用。较之中国大陆以证监会《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为标志的证券期货领域行政和解制度，香港证券期货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提出和解的主体不只限于当事人，也包括香港证监会，各项具体操作也更为灵活。 　　2.美国行政执法和解制度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在美国属于非诉讼代替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范畴。美国在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正式规定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就证券领域的行政和解制度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要求。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行政争议解决法》，1996年，美国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修订。2002年美国为避免“安然案”类似案件再次发生而起草通过的《萨班斯一奧克斯利法》规定通过和解或其他执法程序没收的违法所得和罚款，可以由相关行政机构向法院提出申请或自主设立一项专门的公平基金（fairfund）作为投资者的补充补偿专款。2007年，美国设立金融业监管局，这一机构实际上也是美国证券领域调解的专门机构。近年来，行政和解等诸多adr措施在美国行政机关执法活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和充分的运用，行政和解在美国已经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诉讼外纠纷解决路径。 　　3.英国金融申诉专员服务署 　　从1981年开始，英国在银行、保险业中尝试开始设置申诉专员制度，如保险申诉专员署、银行申诉专员等，目的是给投资者提供传统诉讼程序之外的纠纷解决程序。为克服不同金融行业申诉专员制度共存所造成的混乱，英国整合原有金融业中的诸多申诉专员组织，由金融服务管理局成立金融申诉专员服务署，形成一个统一的金融业纠纷解决机构。若双方当事人均接受金融申诉专员服务署的裁定，则该裁定对纠纷双方均产生拘束力，其中金融机构一方不得向法院起诉，而出于保护投资者的目的，投资者一方在金融机构不履行决定的情况下还可向法院申请执行;兜底条款是如果投资者不接受金融申诉专员服务署的裁定，仍可采取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纠纷。 　　4.德国银行业协会调解专员 　　欧洲各国在普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