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中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docxVIP

比较法视野中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摘要：孙志刚事件拉开了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序幕，网络舆论从此成为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议题[1]。2011年发生的药家鑫案件更是如此，其中网络民意对案件的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部分情节上影响着法院的事实认定，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媒介审判”[2]，这很大程度上由于法院自身体制设置行政化、法官过分追求实质正义以及法院期望通过迎合网络民意来获取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据统计有90%引起司法公信力危机的法治事件都是基于网络引起的[3]。相较之下日本发生的江歌案件，其处置的稳妥性和司法推进渐进性，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正义、司法中立、律师高尚职业操守等理念都是我们需要借鉴和学习的。简要分析两个案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差异，通过合理的法院制度安排、律师宣传约束、法院重视网络民意成因分析等，正确理清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民意;影响司法;比较研究 　　2016年11月3日，在日本东京法政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其闺蜜刘鑫的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残忍杀害，其间据媒体报道江歌被刺二十多刀，后才死亡。2017年，江歌被害案开庭，江歌母亲为请求日本地方法院判决陈世峰死刑，江歌母亲江秋莲不仅在国内通过微博呼吁判处陈世峰死刑，并在日本东京池袋西口公园同当地华人留学生，联合署名要求判处陈世峰死刑。2017年12月11日开始，“江歌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始庭审，持续进行了长达6天的庭审。2017年12月20日下午，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对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杀一案作出判决。法庭接受了检方的20年徒刑建议，没有任何减刑，判处陈世峰长达20年的有期徒刑。江歌案件给整个社会都来了很多反思，就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缺少对忘恩负义行为的民事责任规定，亟待制定《感恩法》[4]。相比之下，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在读学生学生药家鑫将同学张妙撞倒并随后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当年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主动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法院忽略了辩护方很多合理、合法的辩护意见，以致，在开庭时，西安中级法院居然創历史性的采取调查问卷方式，来征询民众关于本案的意见。其实这一举动反映出当时的舆论已经影响了司法审判。判处药家鑫死刑也是理所当然，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药家鑫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也是情理之中。 　　在江歌案中，我们在唏嘘江歌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日本地方法院的职业操守，顶住了社会和国际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严格按照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而中国法院在面对同样案件的药家鑫时的这种情理之中，理所当然的判决，让笔者深刻的看到了中日裁判者在面对舆论压力，尤其是面对汹涌澎湃且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中所体现出来不同的司法理念，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一、网络舆情在中日司法程序中作用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现今时期，互联网媒介迅猛发招，各种自媒体、微博、公众号都在发挥着传统的纸媒体角色，国内外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对于“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定义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前，1967年戈登马克最初提出了“新媒体”（newmedia）一词。之后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在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提交的报告中再次提到此概念。“新媒体”一词就这样在美国普遍开来，很快扩展到全球[5]。这种新媒体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每一个平台、个人都是这种社会热点的参与者，都是舆情的造势者，而这种由于个人的不同学识和社会阅历，导致自发的个人容易受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主流意见所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具体到司法案件中，更是如此，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有利于提升司法判决的公正性’[6]，但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意挑战者司法独立，容易产生网络群体事件[7]，中日裁判者却有着不同的应对措施。 　　（一）以偏重社会效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中国审判理念 　　司法为民是我国司法基本理念之一，在这种了理念下就必然要求司法人员尤其是案件法官不得考虑案件裁判所带来的社会效果，而在代议制不充分，社会意见交换不畅通的我国体制下，衡量一个案件社会效果的基本面就是是否符合主流社会舆论的基本面。司法审判与民主之间必须要保证相对的独立性，但也要保证适当的距离[8]。在以往的案件中：南京的彭宇案件、邓玉娇案件中，舆论是抑制私愤的公论[9]，基于此可以充分的看到舆论对于司法案件的影响，甚至绑架着中国的司法裁决，面对扑面而来，而根本无法闪躲呈一边倒的社会舆论压力，中国的司法人员都在不由自主的迎合这种社会思潮，从而换取自身裁决的合理性，以致在极端情况下牺牲部分合法性。在药家鑫案件中，辩护律师提出药家鑫系自首、初犯且有积极赔偿受害者家属的情节，可以看出其主观恶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