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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摘要：随着我国公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提高，群体性纠纷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解决群体性纠纷也成为我国法制建设道路上必须要攻克的任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第55条，2017《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第55条第2款被认为是我国公益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作为我国群体诉讼的模式—代表人诉讼制度并没有立法上的改变。本文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本身入手分析其矛盾与缺陷之处，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借鉴之处。 　　关键词：代表人诉讼制度群体诉讼共同诉讼诉讼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涉及到多数人利益例如有关环境、证券、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纠纷不断出现，由于此类事件涉及了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可能引发全社会的危机，因此必须对此类纠纷的处理给予重视。代表人诉讼制度是我国目前为止唯一解决此类纠纷的诉讼方式，它从设立到现在已有二十余年（1991年设立）。但纵观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我们发现该制度并未发挥当初立法者预想的作用，可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由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表现不尽人意，因此有关完善此制度的说法此起彼伏。对于如何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不同学者持有不同主张。笔者认为无论怎样的主张，一定先要对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訴讼制度有清晰的认知，才能更好的思考办法。本文就对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现有的该制度有个全面认知。 　　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 　　意大利著名学者卡佩莱蒂教授在他的著作《福利社会与接近正义》中曾经说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单单一个行动就致使许多人或许得到利益或许蒙受不利的事件频繁发生，其结果使得传统的把一个诉讼案件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越发显得不完备”。现实中我们把许多人得到利益或者蒙受不利的事件定义为群体性纠纷，当运用传统诉讼方式解决此类纠纷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时，立法者就有必要针对此类纠纷设计新的诉讼模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相继建立起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群体性诉讼机制，当然我国也不例外。 　　由于条件限制等原因，我国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并没有对有关群体诉讼的问题作出规定。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商品化和社会化的逐步深入，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涉及多数人利益的纠纷，此类纠纷的处理是否得当将直接关系到全社会是否稳定。1983年，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相关原则的指导下就四川省安岳县元坎乡、努力乡1569户稻种经营户与安岳县种子公司水稻稻种购销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审理，并在此案中寻求了一条群体性纠纷解决的思路，因此该案也被称为是我国群体诉讼的第一案，并最终促使代表人诉讼制度进入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中。 　　为了使司法实践部门更好的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1992年，最高院又进一步对该制度作出规范，颁布了相关司法解释即《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民诉意见》），该司法解释同时也成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2012年，全国人大又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在某些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中，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而在特别法方面，针对证券领域频繁出现的群体性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和2003年又分别作出了两项规定即《最高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 　　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和评价 　　1.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现状 　　有关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第53条至第55条、《民诉意见》第59条至第64条以及适用于证券领域的两部特别法规定。作为为数不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对解决群体性纠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前必须先对相关立法有所了解。这里主要介绍《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的相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规定比较原则。第53条规定了在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推选方式、当事人及代表人的诉讼权利等，在第54条中规定了在起诉时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法院公告的条件、推选代表人的方式、代表人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及法院最终作出裁判的效力范围等，而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55条中则赋予了有关机关和组织在特殊领域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2017年《民事诉讼法》在第55条中明确了人民检察院起诉和支持起诉职能。 　　而《民诉意见》中有关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