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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自杀行为的法律界定与可罚性探析 　　摘要：愈来愈复杂的社会生活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得自杀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基于社会纷繁复杂的特征，不光有自杀者个人实施自杀，其他自杀参与者自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有必要对自杀参与行为作出法律界定并且研究其是否具有可罚性。先对自杀参与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再探讨不同种类的自杀参与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且对具有可罚性的自杀参与行为的刑事立法进行评述。 　　关键词：自杀参与行为法律界定可罚性 　　中图分类号：df6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2-0054-02 　　自杀参与行为，也可称之为“自杀关联行为”，指对自杀者的自杀行为进行加工，以积极促进他人成功自杀的行为。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能够得知，建立自杀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是他人已经实施的自杀行为。这意味着，自杀参与行为基于已有的自杀行为。基于此点，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自杀的概念。 　　一、自杀行为的法律界定 　　从词义解释出发，自杀实施者必须是本人。即使是指使他人对自己实施杀害行为，也不构成自杀。除此之外，自杀行为实施主体需要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刑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14岁或以上的人可以对故意杀人罪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只有满14岁且具有健康心理状态的自然人具有足够的基本认知能力，能够实施自杀行为。对于自杀年龄划定的实际意义在于，当未满14周岁，或者年满14周岁，但是患有精神疾病，没有相应认知能力的人在实施自杀行为时，其监护人有义务阻止其生命健康受到自己的损害，更不能唆使、帮助其实施自杀活动。如果违反的话，应当构成不作为形式的故意杀人罪。 　　在主观上，自杀者必须是自主自愿地实施自杀行为。也就是说，自杀者必须明确认识自己的自杀行为最终会导致的后果——自己生命的灭失，且主动追求这种效果。如果某些组织通过“洗脑”方式诱导他人进行自杀活动，那么这不能认定为自杀行为，因为受到蛊惑的人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自杀行为看似自主自愿，死亡的结果却不是他们所真实追求的。最后，就客观方面而言，必然是本人行为导致了其生命的终结。即自杀者在客观方面上掌控着自杀行为进程且直接支配着自己生命，掌握着是否以及何种方式死亡的决定权。[1]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有轻生想法的人最终有很大几率，由于对世间的留恋，或是不忍让亲人伤心，最后没有自杀。如果把杀害行为交由他人实施，自身则失去了对自己生命权的完全掌控，即使在死亡的前一秒突然改变轻生的念头，也无济于事。所以，这种情况不属于自杀范畴，杀害行为实施人自然也不能成立自杀参与行为，其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二、自杀参与行为的法律界定 　　明确了自杀行为，就有了认定自杀参与行为的理论基础。根据目前学界理论，自杀参与行为大致可分以下三类： 　　1.教唆自杀行为 　　不同学者对教唆自杀行为的定义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是“指使原本无自杀决意的人滋生出自杀决意”[2];也有的学者认为是“行为人用怂恿、请求、命令、挑拨、刺激、引诱、指使等方式，唆使他人产生自杀意图，实施自杀行为”[3]。这两个界定的不同点在于：一是产生自杀意图还是产生自杀决意，二是自杀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对于第一点的区分，意图和决意本身都是一种“对于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打算”，只是程度不同，决意比意图的坚定程度更高，因此产生决意的人有更大可能付诸于行动。而对于第二点，即自杀行为是否实际发生，这点起到了是否属于教唆自杀行为范畴的关键作用。因为教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某人亲自实施自杀行为，如果没有发生自杀行为，教唆自杀行为当然也不成立。 　　2.帮助自杀行为 　　帮助自杀并不直接对他人的生命产生侵害，而是为他人实施自杀行为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方便，从而间接地实现对他人的生命法益的侵害。[4]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行为是指在自杀者已经产生自杀意图后，行为人对自杀者进行精神上的鼓励，进而坚定其自杀意图，或者为自杀者提供工具等物质上的帮助，以成功实施其自杀的意图。[5]两个定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他人自杀行为的帮助是否包括精神上的帮助，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包括在内的观点。在词意的角度上看，帮助一词涵盖了促进某种结果发生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实际的帮助还是精神上的鼓励都具有促进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的作用。但是，在提供自杀工具情境中，如果提供者不知晓自杀者会使用自己提供的工具进行自杀活动，则不构成帮助自杀行为。即帮助自杀行为人必须有主观上希望自杀者成功实施自杀行为意愿。 　　3.相约自杀行为 　　亦称为共同自杀、通谋自杀或契约自杀，指两人以上相互约定，同时进行自杀的行为。其最大特征为自杀主体的复合性，至少要两人以上才能构成相约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