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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无罪推定原则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经过西方司法文明历史的变革洗礼，并通过各国广泛传播与宣扬，已成为一项普遍认同的刑事诉讼司法原则。在国际人权保障、刑事司法文明改革进程的大潮流下，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追诉者权益，推动诉讼民主进程上，占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新修订的刑诉法对于无罪推定原则整体而言仍存在诸多缺陷尚需完善，本文将通过分析无罪推定的概念和不足，为如何完善与应用我国无罪推定原则提出建议。 　　关键词：无罪推定；沉默权；人权保障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 　　无罪推定作为程序规则，是一项关于事实如何确定的规则。刑事诉讼中的关键之处在于证明被告有罪与否，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无罪推定原则与人权保障休戚与共，在《人权宣言》中对于无罪推定原则有一个经典规定：在没被定罪前，任何人都应被推定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在整个刑事司法诉讼程序中，有着证明规则的功效。在美国，陪审团应时刻保持警醒，不能仅因被告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早早地带上有色眼镜。确切来说，要想认定被告有罪，应从自由心证角度认定，具备确凿证据。无罪推定内容可概括为：1.被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未被证明以及判定有罪前，应推定无罪。2.被告无义务自证其罪，控方负证明被告有罪义务。3.不能从自由心证角度认定没有疑点时，应认定被追诉者无罪。纵观国际人权保障条约，我国无罪推定原則尚未与之完全契合。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被规定在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此条体现了相应精神，但并不是完整的规范表述，准确的说应为：在尚未依法审理判决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事实规定，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从立法者的初衷角度来看，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并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其实，经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立法并未完整阐释以及应用无罪推定。纵观历史，无罪推定是西方刑事诉讼司法文明进化的成果。中国由于特殊并且复杂的司法改革环境，并未效仿西方的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明文规定——“被告人在没有经过依法审理判决前，应当视为无罪。”[2] 　　二、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无罪推定原则规定的不足 　　（一）立法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完整阐述无罪推定，并没有采用“视为无罪”这样的字眼，而是继续沿用了1996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关于无罪推定的模糊阐释，与国外立法还是有一定差异。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法律思维认识不同，以及司法改革、政治环境的不同，使得我国目前立法仍未明文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如此，我国无罪推定具体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也并不完善，甚至与无罪推定精神相背离。比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要求被追诉者在面对公安机关侦查询问，检查机关审查起诉，以及法院审理宣判中，应当如实陈述。其实，这种规定与西方的沉默权截然相悖，它剥夺了被追诉者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利，以及无罪的身份推定，代之以有罪审判的传统司法审判模式。 　　（二）沉默权立法的缺失 　　从1998我国加入国际权利公约开始，有关沉默权的存在争议不断。在国际人权保障的大潮流下，我国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压力下，以及在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文明改革的催化下，我国有必要确立沉默权。此外，沉默权的确立，也有助于遏制我国长期存在的难以根除的刑讯逼供现象。尽管沉默权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存在的沟壑很难弥合，但沉默权在对国家机器的制约与对被追诉者权利保驾护航的功效，和对刑事诉讼司法程序的完善上，是不可或缺的。1997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唤起了法律界对沉默权的热烈讨论；2000年，沉默权的入宪与立法呼声高涨；2011年，禁止强迫自证有罪原则写进刑事诉讼法草案，然而，有关“如实陈述”的规定仍未删除；2012年，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有关沉默权的规定，立法也没能如期得以完善。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但沉默权的规定依旧未能确立，国内各界对于沉默权体系的构建，仍在翘首以盼。 　　（三）刑讯逼供症结的治理功效仍不明显 　　首先侦查讯问缺乏有效监督。目前，法律规章规定的监督方式的可行性、透明度并不高，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这两大主体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功效。公安机关的三种内部监督，同级、上下级、自己的监督，都具有很大的弊端与缺陷。一方面，公安机关在自己体制内的监督，透明度不够高，可信度缺乏保障。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行为，虽然可信度、说服力更高，但具体落实监督行为，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检察机关并不能随时对被追诉者的讯问实施有效监控。 　　其次，部分司法侦查工作人员的办案素质有待培养提升。因为执法机关是国家力量的工具，担负执行法律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