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及其启示.docxVIP

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及其启示 　　摘要：玛莎·纳斯鲍姆的同情思想是对亚里士多德同情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她认为同情是认知性的，同情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关于尺度的判断（巨大坏事的发生）、不应受的判断（无过错原则）和幸福论判断（对我来说整体幸福受影响）。同情的产生还受到嫉妒、羞耻、恶心等不良情感的影响，而这些情感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对自身脆弱性和动物性的否定。 　　关键词：同情;脆弱性;认知性;启示 　　中图分类号：b82-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9-0118-04 　　玛莎·纳斯鲍姆（marthac.nussbaum）是当今著名的伦理学家，曾被评为当代世界十大哲学家之一。她出版了《思想的波浪》《正义的界限》《政治情感》《善的脆弱性》《告别功利》等书，在英美哲学界、政治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纳斯鲍姆借鉴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关于道德情感的论述，并吸收当代心理学关于情感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了认知性的同情思想。这一思想推动了同情的研究。 　　一、纳斯鲍姆对亚里士多德同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纳氏认为，同情是“感知到他人不应得的不幸的一种痛苦情感”[1]301。同情的产生要具备三个认知性判断：尺度的判断（巨大的坏事发生在受难者身上）;不应受的判断（受难者在这一事情中没有过错）;幸福论判断（巨大坏事的发生使我的整体幸福受到影响）。她的同情思想是对亚里士多德同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同情观，并在此基础上陈述纳氏在何处进行了批判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对同情是这样定义的，他认为：“可以把怜悯定义为一种痛苦的情感，由落在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所引起，怜悯者可以想见这种灾祸有可能也落到自己或自己的某位亲朋好友头上，而且显得很快就会发生。”[2]435概括地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同情的产生要具备三个因素：灾祸对受难者来说是显著的、是不应受的，且同情者与受难者有相似性。 　　具体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产生同情的第一个因素是灾祸是显著性的，即灾祸对普通人来说是巨大的，而不是微小的。但亚氏并没有给出判断灾祸是否显著的具体标准，只在《修辞学》中列举了这些灾祸的内容，如死亡、疾病、衰老、食物匮乏等。当然，他也没有明确指出，判断“灾祸是否显著”的主体是谁，没有表明是受难者还是同情者。而纳氏在灾祸显著性和灾祸判断者两方面发展了的这一判断。首先，她认为灾祸是否显著的标准两千多年来都没有大的变化，即灾祸是否对人们生活产生了重创。如果重创了人们的生活，灾祸就是巨大的。纳氏认为，亚氏所说的死亡、疾病等依然是巨大的灾祸。当然，她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有了新的显著灾祸，如飞机失事等。其次，纳氏明确指出判断灾祸显著性的主体应该是同情者，而不是受难者。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指出判断灾祸显著与否是同情者还是受难者，只是指出了灾祸的显著性。而纳斯鲍姆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判断灾祸显著与否的主体是同情者，而不是受难者。受难者认为自己遭受了巨大的灾祸不足以引起他人的同情。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判断中，纳氏认为对灾祸显著性的判断由同情者做出意味着同情者怀有这样一个信念：相信善的东西是脆弱的，受运气影响，不受人控制，而且每个人都可能失去这些善的东西。也正因为同情者有这样的信念，才会对他人产生同情。亚里士多德认为产生同情的第二个因素即灾祸是受难者不应受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表示了两层意义：其一是灾祸不是受难者的过错引起的;其二如果灾祸是受难者引起的，但所受的灾祸超出了应受的惩罚。也即是说，受难者受到的惩罚大于其应受的惩罚。在这一判断上，纳斯鲍姆基本上赞同亚氏的观点，也认为受难者的无过错是同情产生的重要條件。但她还拓展了同情的范围，认为尽管灾祸是由受难者的过错引起的，有时同情者还会产生同情。无过错的判断主要是由成年人做出的，至于幼儿、非人类动物的同情则没有这一考虑。亚里士多德认为产生同情的第三个因素是相似性因素，相信自己或所爱之人也可能发生这样的灾祸。同情者因为这种害怕和担心引发了同情。相反，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的东西，很完美，那这个人就不容易产生同情，因为他（她）从不担心失去。“在此我们应当肯定，凡是在自己身上发生会使人们恐惧的事情，在其他人身上发生就会使人怜悯。”[2]437没有这种相似性，人们很难产生同情。但纳氏并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同情产生的第三个因素。她认为第三个因素应该是关于幸福论的判断（eudaimonisticjudgment），即他人与“我”的幸福相关。具体来说，幸福论判断是指是否把他者看成是自我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自我目标包括了个人幸福和社会（共同体）幸福。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