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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趣 老北京的一份惬意 虫趣老北京的一份惬意 　　蛐蛐儿、蝈蝈儿、油葫芦…… 　　国鼾儿、牛鼾儿、蛤蟆鼾儿、蛐蛐鼾儿…… 　　这一只只一声声叫出来的，全是老北京生活的惬意图画。 　　北京寒冷的冬季，您在北京街头见过这场景吗？一位路人拉开羽绒服，从怀里掏出个小瓶，里面蹦跶着一只蝈蝈;出租车副驾驶位，嘹亮的鸣叫声从储物盒里钻出来。 　　他们都是京城中的爱虫人。而这项养虫的技艺，在“虫把式”的叙述中，有着分外别致的趣味。 　　高级技师成了“虫把式” 　　2018年12月底举行的“全国首届油葫芦大赛”上，62岁的安国祥带来的4只“油葫芦”囊括了3個项目的奖项和总冠军，由此爆出京城鸣虫界的热点新闻。 　　己亥年元宵节前夕，笔者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前往官园桥附近的一个小院去拜访安国祥师傅。 　　采访在安家温暖昏暗的小屋里进行，室内被大缸小罐挤得简直没有下脚之地，充盈耳郭的满是“嘟嘟嘟，悠悠悠”的蛐蛐儿和油葫芦（比蛐蛐体型大一些）那悦耳的鸣叫声。数九天里听这似古筝似胡琴般美妙的鸣叫声，别有一番惬意在其中…… 　　安国祥师傅说，我国鸣虫的历史始于唐朝，兴于宋朝，盛于明清，尤以清为甚。那时节玩鸣虫还只是宫廷专属，只有达官贵族和富家子弟才有条件玩，普通百姓是玩不起的。各种鸣虫皆在秋后死亡，所以催生了人工反季节“份”（繁殖）的特殊技术。 　　人工繁育成本很高，之所以成本昂贵是因为冬季“份”（繁殖）虫逆天时违反自然规律。投入大量钱财而产生的这种繁琐而又成本巨大的人工培育鸣虫技术，到晚清时发展到了高峰。行内人在挑选鸣虫时，要求鸣叫的质量要达到相关标准，渐渐以此形成行业标准，这也使得北京的鸣虫文化传承并沿袭了下来。 　　据民间的说法，传播“份”虫技的有清末宫廷中走出来的天津人沙公公，北京北城的赵子晟、南城的寇双全等人，是这些人把皇家繁琐的鸣虫技术传到民间。三人中当属沙公公的火候和手艺最为娴熟，这也和普通老百姓进不了宫，而繁殖鸣虫又是离不开人的，沙公公身在宫内，得天时地利。 　　安国祥介绍，夜间“份房”的温度控制至关重要，近水楼台的沙公公昼夜守在“份房”，他的经验和手艺自然就脱颖而出了。而南寇北赵则为了冬天“份虫”，在夏秋两季就到各地收集优良品种，为冬天的工作做准备了。 　　到了民国年间，鸣虫市场更加蓬勃兴起，北京以南寇北赵为代表的专业“虫把式”（老北京管“份”虫的人叫“虫把式”），技术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这有赖于有心人多年收集改革优良品种所付出的努力，鸣虫的欣赏性和商业价值双双攀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笔者原以为安国祥有家传渊源，详细一问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老安还是北京燃气工程公司的高级焊接技师，曾参与过鸟巢建筑材料的焊接加工。 　　用老安的话说，想当初咱对养虫儿的活就是一棒槌。只是当年住在官园花鸟鱼虫市场（现已拆除）附近，上下班都能看见不少卖鸣虫的，上来好奇心了，就跟人家拉呱套瓷，时间长了都混了个半熟脸。后来自己也按照人家说的方法照猫画虎地试着“份”起虫儿来。 　　一开始安国祥只是弄个鱼缸子小规模鼓捣，到了1990年尝试着进行扩大再生产，没想到遭遇了全军覆没——他的上千只冬虫一个活的没剩。 　　这因为什么呀？安国祥找行家询问，同时遍查资料，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是由于虫儿长年累代近亲繁殖，造成了自身免疫力下降抵抗力减退所导致的。自此以后，安国祥采取了措施，一是严把消毒环节，二是采用自家母本，使用野生虫儿做父本，由此既保证了血统的传承又提高了鸣虫的质量。 　　侍弄反季节蝈蝈、蛐蛐、油葫芦35年的安国祥，经历的失败和挫折并不止这一次。 　　他还碰到过做杂交时，因外来鸣虫携带病菌一窝死光光的情况;也遇到过因饵料不洁净而出现的群体死亡现象;还吃过因环境温度变化剧烈而使鸣虫致死的亏。 　　亏并不白吃，现在，学习已经成了安国祥的重要课程，他研习营养学、遗传学、防疫学等知识，对他都很有帮助。 　　他说，养虫儿的适宜温度应该在28—35摄氏度，并且要给鸣虫有比例地补充植物和动物蛋白，而最重要的是预防传染病。 　　30多年来，安国祥业余时间已“份”了三大虫类共计15万多只，还潜心培育了不少稀有品种。目前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各地的“金眼油葫芦”“金头油葫芦”全部出自安国祥之手。中科院教授、中国昆虫研究所所长吴继传曾于1991年亲笔为安国祥的这一贡献题了词。 　　聪明的老安还学会了为虫儿点药调整它鸣叫的声音和节律的技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执着实践已使自己融于虫儿的部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虫”。 　　“候鸟老人”山东逮蝈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