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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宗祠文化价值流失及应对研究 　　【摘要】随着新农村的建设与城镇化的推进，民间宗祠面临建筑衰败与被拆除的危机，宗祠建筑所承载的价值、功能、文脉逐渐流失，严重影响到宗祠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本文通过对河洛地区民间宗祠现状的梳理与整合，总结出在合理利用其物质空间与功能空间的同时，挖掘其本身“固有”精神文化与凝聚力的重要性意义;进而提出应结合地域环境与乡村诉求，合理更新、利用“宗祠文化”，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乡土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景观的丰富添砖加瓦。 　　【关键词】宗族民间宗祠宗祠文化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10 　　“宗祠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的一个重要载体。”[1]在中国的乡村中，“宗祠”不仅是当地重要的传统建筑、标志性人文景观、更是沟通未来城乡发展的重要媒介。2016年9月5日，《人民日报》第24版发表了署名周伟的文章《进得祠堂》，文中云：“祠堂，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当下对于民间宗祠相关方面的研究，亟需进入一个新的研究层次与架构领域。 　　民间宗祠与宗祠文化 　　宗族与宗祠。对宗祠的研究离不开对宗族的研究，宗族作为最古老的社会群体，自殷商诞生，就已相对成熟。虽在后世几度出现危机，但由于其具备良好的韧性与适应性，能够依据社会的演进与变革，及时转换社会角色，调整自身组织原则、内外部结构及存在运行方式，虽磕磕绊绊但依旧延续至今，可见其根基之深厚、价值之悠远。尤其在港、台地区及海外华人心中，其更是承担和维系着万千华人寻根问祖的心愿与精神的寄托。 　　自古以来，祖先崇拜和祭祖在社会生活中意义重大，作为祭祖的场所——“祠堂”是整体建筑的“祠”和主体建筑的“堂”的合称，[2]以传“孝思”之意。祭祖的地方在周代称作家庙，两汉多为墓前建祠，晋朝政府禁止建造祠堂，有曰，“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3]直至隋唐，祠堂基本绝迹。到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日益民眾化，民间宗族开始普遍建立祠堂，祠堂逐渐成为平民宗族组织的代称，是族人集体活动、族长施政的主要场所，祠堂建造逐渐增加并广泛散布于乡村和市镇之中。直至当今，宗族早已与身份、地位无关，是彻底的民间化，与之相伴的当代民间宗祠文化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新的活力。 　　宗祠文化。宗祠文化直接体现并包含着：血缘文化、聚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族崇拜、伦理观念、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各方面，由此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对当地礼教、制度及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楹联、匾额、建筑装饰等载体教化影响后人，以求达到传递先祖精神的目的。与此同时，宗祠文化也深远地影响着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人文景观的发展、乡土文化的传承及认同。 　　在河洛地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中，宗祠建筑的衰败、宗祠文化的散落、遗失，时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系统的转型及发展。当今，对宗祠文化进行更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价值挖掘和文脉的传承，是重塑当前乡村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河洛地区民间宗祠概述 　　有着“天下之中”的河南，是众多姓氏的根源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广大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其以自身特有的地域环境，形成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孕育出其厚重的地域文化。宗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带的乡村中也体现着独特的作用与价值。 　　社会发展对宗祠文化及宗祠建筑的影响。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传统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乡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城市的高速发展压迫着乡村的发展，部分乡村在为城市建设作出让步的过程中，其自身独特的物质环境、文脉气质逐渐被消解、破碎;另一方面，村民个体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开始以一种被动的状态逐渐从传统的乡村生活中抽离出来，走向自我个体意识的独立，并无意识地将城市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照搬入乡村的生产、生活之中。这些因素严重地冲击着村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觉知，进而导致“乡情”的疏远、乡土文脉的断层、村民集体感的渐失。巨大的人口流动致使乡村主客体结构失衡，传统以宗族血亲和乡邻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社会网络逐渐弱化，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松动，宗祠文化的价值也在乡村的发展与建设中变得微乎其微。 　　宗祠建筑对宗祠文化的重要性。“祠堂建筑艺术代表着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风俗民情和精神观念等文化内涵，对它的研究可以重拾今天渐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文化。”[4] 　　作为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