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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下观”政治秩序思想的源起及演变 　　【摘要】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西方国际秩序思想相比，中国的“天下观”是自成体系的。“天下观”政治秩序思想的现实巅峰表现便是于明清之际形成的东亚封贡体系，如今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天下观”政治秩序思想的当代延续，是一种体现着天下情怀与大国担当的新“天下观”，新在“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存理念。 　　【关键词】“天下观”;东亚封贡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一、“天下观” 　　“天下观”，其实就是中国人对政治秩序或国际秩序的特有思考，因而也必然是一种秩序观。按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天下即是人们所认识的世界，然而这一概念也随着人们的实践发生着变化，因为天下在不同的时代所指不同，这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不断进步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所认识的世界不出如今的疆土范围，而这一地理区域就是中国人的天下，天下的范围随着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而不断扩大，因此天下也不仅仅指中国，比如明清时期的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主体与核心的一个儒家文化圈，而这个圈是一个同心圆，不断向外辐射，所以这样的天下秩序也就取决于中国的国内秩序。封建中国的国内秩序正如“中国”这一词所含有的意义那样，是一个以最高统治者为核心的权力金字塔和文化同心圆。毫无疑问，这一秩序的传统来源于周朝的分封制，其时分封制的核心就是周天子。这一制度并没有随着秦的一统天下而土崩瓦解，历朝历代几乎都有诸侯王的存在，相应地这种朝贡制度也随之存在。 　　中国与“蛮夷”的交往也受分封制的影响，只不过具体内涵发生变化而已。在对待华夏文明圈以外的所谓蛮夷的时候，中国统治者也往往采用分封和朝贡的办法，但这种分封不是按照血缘的，而是按照对华夏文明的顺服程度的，即一个外邦越是接受华夏文明，就越能够得到中国统治者的接纳，进而得到分封，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员，从此可以得到中国的礼遇和帮助，到明朝时这种分封也称作册封。当这些外邦被接纳进华夏文明圈内之后，为了表示对中国统治者的诚服和对华夏文明的归顺，就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这就是定期朝贡。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这种朝贡往往是象征意义的，中国统治者并不在乎外邦朝贡所呈上的金银珠宝和山珍海味，他们关心的是这些外邦会不会定期来朝。来则表示顺服，不来则意味着归化失败。正因为如此，中国统治者往往对定期来朝者采取“厚往薄来”的态度，即中国对朝贡者的回赠要远远多于朝贡者的献礼，这是对朝贡者的嘉奖，也是对华夏文明正统优越感的极力宣扬。 　　到明清时期，“天下观”体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其事务上，或东亚的国际秩序上，就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那就是东亚封贡体系，这是封建中国国际秩序思想的顶峰，其主要功能就是要规定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规则。这一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越发紧密，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华夏文明也越来越能影响到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在地理上距離中国较近的国家，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最为明显。以朝鲜为例，由于和中国山水相连，朝鲜几乎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在明清时期，每位朝鲜国王登基都要得到中国统治者的册封，再加上与中国通商的需要，朝鲜成了自明朝开始一百多个朝贡国中的头号朝贡者，因此朝鲜本身也受益颇丰。[1]再比如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事迹，和哥伦布的远洋航行从性质上就根本不同，哥伦布找的是殖民地;郑和担负的任务是传播华夏文明、教化五服四夷、敦使万国来朝、宣扬天朝威严，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寻找新大陆进而广泛殖民，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不具有侵略性，而是一种教化行动。 　　这种封贡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稳定，甚至是整个东亚及南亚的稳定，是区别于欧洲秩序和穆斯林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中国凭借自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主导着周边国家，但这种主导不是近代那种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也不是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2]中国不会出兵占领或干涉藩属国内政，更多的只是对其冥顽不化的道义谴责。随着交往的国家越来越多，甚至远至西欧的国家也来谋求与中国的通商，到清朝的时候这个封贡体系甚至将一切仅有商贸关系的国家也纳入到体系之内，而中国这种“厚往薄来”的交往方式最终也让自身不堪重负。随着西方殖民国家向东方的扩张和殖民，东亚封贡体系不断受到冲击，崩溃的命运不可避免。[3] 　　纵观历史，会发现整个封建时期的中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是自成体系的，这种国际秩序随着中国的强大而稳定，也随着中国的衰落而奔溃。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个世纪，中国是被西方列强强行拉进由他们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此时的中国被强行从自负的天朝迷梦中拖回弱肉强食的政治丛林，所谓天朝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华夏文明的光环也早已黯然失色。进入由残暴的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