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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40年来关于犯罪论体系争议的发展史 　　摘要： 　　我国犯罪论体系的最初定型缘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来自苏俄的四要件理论首先在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建构中拔得头筹，居于主导地位。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张四要件弊病的声音便一直存在。随着来自于德日刑法理论的再次引入，大批学者开始讨伐四要件，主张构建阶层理论。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议关系再次引发了该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四要件理论的地位经历了通说、质疑、动摇、失势的幾个阶段。对应的，阶层理论则经历了从少数说到被普遍接纳的过程。 　　关键词：犯罪论体系四要件阶层论发展史 　　 　　1979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以苏俄为师，企图重建刑法理论。但是，由于苏俄刑法理论资源供给不足，中国刑法理论逐渐出现前行乏力的局面。[1]这种局面在1997年刑法之后发生显著改变。陈兴良、张明楷、周光权等著名学者努力将德日刑法理论引入中国，此外，以储槐植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倡导建构英美法系中以犯罪本体要件与排除合法辩护为核心的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百家争鸣的学术开放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 　　一、平静阶段：“四要件”占通说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中国刑法学以苏联为师，引入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包括四个方面：犯罪客体、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套犯罪构成理论在80年代后期高铭暄教授主编的教科书中正式获得“通说”地位。同时司法实践广泛接受了这套犯罪构成理论，理论和实务都赋予其主导地位。当时，一些学者试图对四要件理论提出质疑，但由于那时国内的刑罚理论体系尚未构建、法理非常薄弱，这些质疑并未掀起争论的浪潮。因此，至20世纪末，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都统治着我国的刑法学。四要件说成为大多数刑法学教科书述及犯罪构成的通说。 　　二、起风阶段：对“四要件”理论的质疑 　　80年代前期，四要件理论已经在教学实践和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其问题也逐渐暴露。首先，从理论教学的角度看，学者们发现四要件的教义化效果不尽人意。教学讲解过程中，虽然可以把构成犯罪的基本要素无一遗漏地呈现，但是这些要素就如同散落的黄豆，到处乱蹦，无章无所。讲解者在讲述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一种逻辑将各要素联系起来，但是其内心是不确定的。因为这种逻辑是如此松散，似乎被风一吹就会全盘散架。听课的学生听的时候也是云里雾里。其次，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更是如此，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先胡乱地将所有要素事实一把抓，然后就陷入这样一个难题：该取何种思维模式或者逻辑顺序将这些要素串联？四要件的回答是随意的，不具有说服力的。 　　80年代后期，学者们通过影印台湾学者的著作、德日刑法学教科书译本等途径，接触到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阶层理论。发现德日阶层理论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阶层将上述基本要素构建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严格的逻辑递进关系，在认定犯罪时具有程序性和时间发展性的特点。于是学者们开始省思四要件的问题出在哪。他们发现，“刑法总论的教义学化，要求采用体系性的思考方法。体系性思考是以存在一个体系为前提的，没有体系，也就没有体系性思考。”[2]而四要件理论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四要件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没有关键的逻辑始项，没有清晰的逻辑层次。其概念与概念之间无法推导，相互以一种平面耦合的形式随意拼合。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之后，学者们为了对四要件理论进一步证伪，“人们热衷于对犯罪构成内部要件的重构，欲冲破苏联犯罪构成四要件论的束缚，主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体系。但是，通过上述对犯罪构成的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外犯罪要件理论无论存在何种差异，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经过千百年的检验，在不同的刑法体系中是相通的，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所以，仅仅对我国犯罪构成的要件重新进行排列组合或若干调整，如将责任年龄、责任能力视为犯罪构成的前提，或者把主、客观综合为行为要件等等，无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3]这一次的批评，在德日三阶层这套已经发展百年的成熟的犯罪论的支撑下，显得底气、中气十足。 　　三、浪涌阶段：“四要件”地位的动摇 　　2003年，陈兴良教授主编的《刑法学》一书正式引入了三阶层理论，并将其作为全书的基本立场。而此前的教科书等文献只是将三阶层理论作为一位客人予以介绍，其本立场依旧是四要件理论。不得不说这是三阶层理论向四要件理论发出的一张公开、正式的战帖。不出所料，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引入随后就遭遇了强大的反对力量。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将四要件理论置换为三阶层理论为导火索，刑法学界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赵秉志教授主编的《刑法论丛》专门设立“犯罪构成理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