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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家族小说中封建悲惨的女性形象探析 　　摘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纵观近代传统家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女性人物始终处于较为弱势与被动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这一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被认为是符合特定时代要求，且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意识观念，这使得女性的形象与地位受到了外界歧视与自我否定的双重压力，许多女性根本无法认识到自生所处外部环境对其本身社会地位与价值的歧视，将传统社会赋予自己的价值与作用视为理所当然，这便造成了众多女性在社会、家庭中麻木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直至完全失去自我。反观文学，文学作品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就其定义而言，文学的作用之一便是表达作家的心灵世界，着重于人物、作家、叙事者的心理状态探究能够更好地分析与体会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因此，文学的研究与文艺心理学的分析密不可分。借用文艺心理学的重要理论知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近代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这对于这一时期女性群体生活状态背后的原因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家族;女性;集体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3.085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是在长期的文化积累过程中，一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思想、习俗、情绪、性格、精神在个人身上的沉淀。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接受这种沉淀。也正如荣格所说，“每一个原始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沿着同样的路线，它就像心理深层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流成一条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宽阔然而清浅的溪流中流淌”。只要再次面临以往那种帮助自己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类似的情境，这种情形就随时可能会发生，简单地说，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建立了严密的社会秩序与良好的社会道德，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意识文明本应与时俱进，当意识活动不能随着时代而进步反而限制个人自由人格时就应当被淘汰。在封建统治后期，一些古老思想不仅没有淘汰与更新，反而以更加变态的形态存在，且要求社会成员对其严格遵守，我们通常将这些思想称之为封建落后思想，而这些思想之所以不合理却仍然被人们乐此不疲的遵守，就在于埋藏在人们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作祟，将本该变革的东西当成理所应当却毫无察觉。两宋时期，朱熹为了发展和完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一切人欲是罪恶的根源，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要求抑制自我欲望，其根本目的是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继续发展。到了明朝，王阳明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讲求“内心自省”、“以致良知”。此时的理学由客观唯心向主观唯心演变，已经走向极端。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与道德演变中，这些极端的思想观念有所变化与发展，但真正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发声的社会思想观念革新却并不多见，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苛刻要求不断流传下来，变得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普遍心理状态，不仅是社会其他成员保有自然而然的认同感，就连身为当事人的女性群体都或多或少的被这种特定的社会道德观念所同化，无法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可见，这种社会历史长期发展所积淀下来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可怕作用。中国近代女性受这些封建思想的影响往往无法跳脱出这种封建道德精神枷锁的束缚，没有主宰自我命运的勇气，太多的自我意识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不正思想，被社会舆论扼杀在自我成长的摇篮里，唯有按照常伦生活下去，才是符合标准的人生模式，因此，许多的近代家庭女性命运悲苦却无法反抗，其一生的凄惨遭遇令人唏嘘。其中就以近代家族小说：巴金先生的《家》、林语堂先生的《金华烟云》、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以及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等近代家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例，进而探究她们人生背后的潜在精神意识枷锁。 　　1女性在人格与生活上的依附性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中一向是主张“男尊女卑”的，女性的全部意义在于她的丈夫、孩子与家庭，女性通常在精神与物质上、人格与生活上都具有双重依附性。在《家》中，除了具有进步性的女性琴表妹外，其他女性都多多少少缺乏自我的独立性。家中的各房姨太太都靠着他们的男人存活，有点姿色的女人纷纷靠自己的姿色去勾搭有钱的老爷、少爷以求得生活的保障，在高家的第二代男性中，除了高克明作风比较正派外，高克安与高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