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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于润洋先生的音乐理解路径 　　 　　 　　[摘要]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与深刻的精神意蕴，而如何理解这些作品中存在的精神内涵，一直是倍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悲情肖邦》为例，通过对于润洋先生音乐理解的立足点、音乐理解的准则及音乐理解的视角的分析，對于润洋先生的音乐理解路径进行了一些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于润洋;音乐理解路径;《悲情肖邦》;主客统一;视域融合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7-0135-04 　　 　　音乐与语言不同，不具备明确的语义性。波兰美学家索菲娅·丽萨（zofialissa;1908-1980）认为这并不能够妨碍人们对于音乐可理解性的判断，毕竟没有任何一种艺术门类能具备像音乐这样自由地展现情感的能力。她在《论音乐理解》一文中提出，“在音乐中，传达物的语义常是不确定、不明晰、多含义的。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音乐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表达物，从这个广泛意义上讲，我们有权力提出‘音乐理解’这个问题”[1]。 　　音乐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能够表达人的情感。但由于表达的模糊性，音乐理解也就呈现出多义性的特征。理解者主体不同，对音乐的“体验”也不相同，由此便产生了不同的音乐理解路径，如杨燕迪老师提出以音乐作品的“立意”为中心参照点的音乐理解途径;王旭青老师主张从“叙事”的角度理解音乐[2]等。而于润洋先生倡导的音乐理解方式有其自身鲜明的理论视角，这些立足点与实施路径在其著作《悲情肖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一、音乐理解的立足点：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 　　音乐理解具有层次性，这是由音乐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而体现的。“能指就是可见的外观（物质载体），所指就是不可见（可通过感觉认识的东西）的意义（精神性被载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是想象和本质的关系，也就是存在与存在物的东西。”[3]但音乐语言的层次性不止于此，作为精神被载体的“所指”意义也可分为基本情绪与精神内涵的差别。由此可见，音乐理解包括表层理解与深层理解两个方面。音乐的表层理解主要基于作品的形式结构与基本情绪方面，在于听者通过聆听作品而获得的最直观的感性体验;而如何获得对音乐作品的深层理解呢？由于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文化思潮与社会环境，因而创作于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下的音乐作品，就蕴含着不同的精神意蕴。在于先生看来，“为了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一部音乐作品，除了要求欣赏者具有起码的音乐感受能力和心理反应功能之外，还要求对下列一系列因素有理性的了解：诸如作品产生的时代、历史、社会背景、当时的思想潮流（特别是音乐思想潮流）、作曲家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艺术观等”[4]。如此，才能体会一部优秀音乐作品所包含的属于那个时代与民族的精神内涵，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层理解。 　　在进行音乐理解时，于先生总是首先将目光集中于该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然后以此为基础，对作品进行深度剖析。在其著作《悲情肖邦》的整体写作思路方面，于先生首先就按照时间顺序对24首作品加以排列，这种排列展现出了肖邦音乐风格的发展历程。其次，在文中涉及到一些关键概念或音乐体裁时，如“悲剧—戏剧性”、夜曲、谐谑曲等，于先生也会插入它们的发展进程，融入对相关历史语境的阐释。 　　在对书中的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时，于先生表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力求达到对作品的深层理解。以《b小调谐谑曲》（作品20）为例，作者在分析这首作品之前，首先对作曲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加以论述。当时的肖邦刚刚远离故土，心情复杂，充满感伤。后来华沙起义爆发，他一方面对不能参与斗争而感到焦虑，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远离故土感到沮丧。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之下，肖邦感受到了对祖国与亲人无法遏制的思念与深切的孤独。此处对该作品创作环境的描写并非只是简单的介绍，其更深层的目的在于透过对这段社会历史的介绍来暗示《b小调谐谑曲》中“悲剧—戏剧性”的内涵。肖邦写作这部作品时内心的压抑与悲情直接来源于华沙起义，正是受到华沙起义的影响，他的内心产生了剧烈的震荡与愤怒，由此使这首谐谑曲展现出之前作品所不具备的悲剧—戏剧性，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尖锐对立，显露出狂风暴雨般的激情。于先生正是基于其自身强烈的历史意识，深刻地把握住了社会历史语境与作品内涵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并借由这种对社会历史语境的考察，来探寻肖邦音乐风格转变的内在动因。 　　了解一部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社会环境是理解该作品的前提与基础，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归根结底是历史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文化思潮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于先生以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作为音乐理解的立足点的理解方式，一方面揭示了作品创作的缘由与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