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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文臣与诸科取额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五代文臣与诸科取额 1 一、五代诸科取额调整原因的马氏之说献疑 2 二、五代文臣与刻印经书及后晋诸科取额调整 8 三、五代诸科取额调整与武人政治士人化 13 四、余论 19 文2：与读书同行与经典同行 21 一、课堂读书循序漸进 21 1. 教师带领学生读书 21 2. 学生自己自觉读书 22 二、诵读经典课外读物 22 1. 准备经典的阅读材料 22 2. 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23 3. 严格要求，持之以恒 24 参考文摘引言： 24 原创性声明（模板） 25 文章致谢（模板） 25 正文 五代文臣与诸科取额 文1：五代文臣与诸科取额 诸科取额调整是五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宋元之际的马端临论断为乱世士人“能文”少而“贴诵”多。马氏之说所关涉科举演变的诸因素，仅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里所言：“而士之进取之方，与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2页。这里指出“有司选士之法”决定于“士之进取之方”和“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以此来衡量，马氏之说有失偏颇，这就使探讨制约五代诸科取额的因素以及后晋调整诸科取额的原因成为必要。 本文试以“有司选士之法”中的“有司”官员（知贡举）的文臣身份为视角，探讨诸科调整与国子监刻印经书的相关性。在武人政治下，文臣集团通过刻印经书和调整诸科取额的方式尊经崇儒，得到五代君主的支持，并转化为“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同时在选官上纳地方的组织权于中央铨选，促使武人政治士人化，尽管没有达到君主集权的政治预期，但对宋代影响深远。 一、五代诸科取额调整原因的马氏之说献疑 五代科举因袭唐代，但诸科取额有调整。“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计”，③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874页。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马端临认为：“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③马氏之说只注意到了“士之进取之方”，其论断值得商榷。 1.马氏之说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马端临认为五代士人“能文”与“帖诵”数量的悬殊，促使后晋、后汉调整诸科的取额，这一认识为后世所接受，甚至被认为“武人子弟把持科举的明证” 余英时认为“五代进士科每岁所取不过数人，而明经诸科则动以百计。这是因为应试者只会‘贴书墨义’，少有‘举笔能文者’。这也是武人子弟把持科举的明证。”（《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第206页）。之一。马氏之说的内在逻辑，即明经诸科的考试形式影响士人的学业趋向以及国家科举政策，从科举层面揭示唐五代考生和国家取士之间的关系， 马端临对比“承平之时”和“丧乱以来”考生的学业状况，其中，“帖书、墨义”是诸科考试的主要形式，“诗赋”为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形式，前者涉及经学，后者关乎文学，所以仅以考试形式判断士人趋向以及国家取士政策，甚至以此作为五代取士之弊的认识，有失公允。但对科举政策调整的君主意志缺乏关注，进而认为“五代五十二年，其间惟梁与晋各停贡举者二年， 五代停贡举共计五次，其中，后梁三次，后晋二次。后梁乾化四年（914）停贡举，此时正是朱友??弑逆、朱友贞迁都之时，其后两次停贡举，分别在贞明七年（921）和龙德三年（923），这两次时间仅隔一年，正是“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第874页），很难说与此无关。即使从官方“降敕”宣称停贡举的原因上看，这一认识也不够全面。后晋两次停贡举的原因，天福三年（938）六月，“诏贡举宜权停一年，以员阙少而选人多，常调有淹滞故也。”（《旧五代史》卷77《晋书?高祖纪三》，第1016页）这一次停贡举原因主要是“员阙少而选人多”，实际上是选对举的制约。又天福四年（939）六月敕尚书礼部：“其如铨司注官，员阙有限。贡闱考第，人数不常。虽大朝务广于选求，而常调颇闻于淹滞，每候一阙，或经累年，遂令羁旅之人，多起怨咨之论，将令通济，须识从权，庶几进取之流，更厉专勤之业，其贡举公事，宜权停一年。”（《册府元龟》卷642《贡举部?条制四》，第7699页）这次停贡举的主要原因也是“员阙少”。从停贡举原因上看，并非仅如马端临所言的考生“学业未精”这一方面的原因，还有铨选方面的原因，后者当是主要原因。此外，后唐同光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