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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1 一、问题的提出 2 二、犯罪参与体系的解释论比较 3 （一）解释论的各观点比较 3 三、犯罪参与体系的立法论选择 7 （一）在犯罪论层面的立法论比较 7 （二）在刑罚论层面的立法论比较 8 四、结论 10 文2：浅析宪法实施的中国图景 10 一、宪法实施的内涵与模式 11 二、宪法实施的研究进路 12 三、中国语境中的宪法实施 14 四、结语 16 参考文摘引言： 17 原创性声明（模板） 18 文章致谢（模板） 18 正文 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文1：犯罪参与体系中国图景下的比较与选择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2-019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参与体系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将世界各国家、地区的共同犯罪法律制度归纳为两种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以下简称单一制与区分制）。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占据我国刑法学统治地位的今天，当犯罪参与体系理论被引入我国后，任何一名研习刑法特别是共同犯罪这一“黑暗之章”的学者都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我国大陆地区的共同犯罪制度究竟归属于哪一种犯罪参与体系？犯罪参与体系是共同犯罪理论的基础，在研究共同犯罪理论前，必须对共同犯罪的性质与归属作明确回答，否则研究将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为回答该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论战并形成三种观点：“单一正犯体系说”“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说”与“既非单一又非区分体系说”（以下简称“单一制说”、“区分制说”与“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分歧，与我国的共同犯罪法律制度的特点有关。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独特性：法律规定了教唆犯，表明立法者似乎倾向于采用区分制；《刑法》又没有明确规定正犯，这为单一制提供了依据；传统理论认为，“我国的共同犯罪制度是立法者综合采用作用与分工的双重划分标准的产物”，这令人感觉“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更加合理。那么以上三种观点哪一种更贴合我国共犯制度的真实样貌呢？我国的共同犯罪制度究竟属于哪一种犯罪参与体系呢？为了揭示我国共同犯罪制度的本质属性，应当遵循从实然到应然的步骤，分别运用以诠释规范文本为中心的解释论方法和以比较法律制度的价值为内容的立法论方法，分别对上述三种观点予以检验。申言之，首先判断上述观点是否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如果是违背我国《刑法》规定的观点，则应坚决摒弃。如果上述观点均包含于我国《刑法》规定的合理解释范围内，那么就需要从应然的角度判断我国选择哪一种犯罪参与体系更为合理。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司法的两大基本任务，无论哪种犯罪参与体系，都必须能够充分满足刑事司法的这两大任务要求，因而其价值的比较需要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展开。 二、犯罪参与体系的解释论比较 为了说明我国共同犯罪法律制度的属性，在比较“区分制说”“单一制说”“既非单一又非区分制说”三种观点的基础上，分别从解释论角度展开评析。 （一）解释论的各观点比较 1.“区分制说”的基本理由主张我国的共同犯罪法律制度属于“区分制说”的理由为：第一，我国《刑法》存在正犯以及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区分制的核心概念是正犯，参与类型界分为正犯与共犯（教唆犯与帮助犯）。虽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正犯，但是“区分制说”认为法律条文隐含了“正犯”。陈兴良指出，可根据教唆犯这一法定共犯类型来证明《刑法》承认正犯。教唆犯是故意唆使他人实行犯罪的人，《刑法》既然规定教唆犯，没有道理不承认正犯（实行犯）。第二，《刑法》承认共犯从属性说。共犯从属性是区分制的主要特征，区分制甚至被称为“从属的体系”。故而“区分制说”必须证明《刑法》承认共犯从属性。周光权根据“拟制正犯”现象认为，只有立法者采用了共犯从属性说，才会需要在《刑法》分则中规定“拟制正犯”来填补处罚漏洞。因为共犯从属性说自身会缩小处罚范围，故而立法者会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把个别共犯行为“升格”为正犯加以处罚，如规定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教唆他人吸毒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等。另外，《刑法》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可谓是从属性说的最大障碍，该条款是对独立教唆犯的处罚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许多学者认为该条款体现了共犯独立性说，因此否定了共犯从属性说。支持共犯从属性说的张明楷将29条第二款限缩解释为“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没有既遂时，教唆犯才受处罚”。这种解释的结论自然符合了共犯从属性的要求。 2.“单一制说”的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