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论再版琐言.docVIP

选题论再版琐言 正文 选题论再版琐言 文1：选题论再版琐言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编辑出版界开始了研究自身学问。从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几十部与编辑学有关的著作陆续推出，引起了国内甚至包括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关注。 应该说，建构这样一门学问是异常艰难的。对这方面的研究，曾经形成了多家争鸣的态势。邵益文先生在《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中总结、概括了七类比较集中的观点：一为“综合学科”说；二为“边缘学科”说；三为“杂学”说；四为“综合性边缘学科”说：五为“基础学科”说；六为“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二重性学科”说；七为“应用学科”说，等等，还有一些不很集中的看法未包括在内。 产生上述不同观点，究其原因，就是人类的编辑出版活动，从古至今都是最广泛、最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要揭示其个性化的运作方式，将其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取向、不同手段等诸多“不同”的特点展现出来，比较困难，因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出版家HerbertSmith Bailey Jr所指出的，出版业不同于一般行业。每一种新书(或成套丛书)是一次新的冒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每一种出版物就应该有每一种的个性和特色，千百万种就应该有着千百万种的个性和特色。正常的编辑出版秩序就要求它们必须不重复，必须现出新的东西，否则，出版也只能降格为“复印”。这就是编辑出版铁的“定律”，这成为研究这门学问的难点之一， 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比较直观编辑出版活动中“术”的存在。而任何一门成熟的学问。还必须包括学理与方法论。“学”与“术”，是科学体系的两翼。那么，何为“学术”?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用之体，术者学之用。”不难看出，学术之所以有价值。最终都是为了“用”，特别是像编辑出版这样面向实际的学问。 在编辑出版学的艰难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务虚较务实为多；泛议经验、流程混同于深入的理论探讨；偏于定义、概念、原理而疏于对实践的点拨指导；同时。重复性也比较明显，等等。因此，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有些意见还是十分尖锐的：认为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及其成果不过是“两张皮”、“三脚猫”、“四不像”，“说不清、道不明”的“空对空”，“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没有”。更有甚者干脆说，不去看那些“编辑出版学”我还会编书，看了，我反倒不会编了!云云。贬斥之苛刻，可见一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争论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持这些观点的，不是别人。恰是身处出版第一线的在岗编辑。这显然关系到这门学问的权威性和普适性。 1984年初夏，由胡乔木同志提议，继而在教育部的指示下，南开大学筹办了我国高教史上第一个“编辑专业”。这使我们必须参与到编辑出版学的学习和探讨之中。我在参与编辑专业的筹办和以后20多年的教学、研究中也逐步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是，人类的编辑出版活动，是由诸多因素复合构建起来的创造性劳动。从主要的方面考察，第一，编辑出版活动所涉的对象和内容无所不包，人类和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变化，都必然成为编辑出版“结合”、“复合”的目标，第二，编辑出版功力必须结合在所依托领域的知识上才会发生作用。这有些像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左右编辑出版活动的各种因素，如社会状况、经济能力、科学文化水平，等等。 二是，编辑出版学的实践性极强。它不是从理论中来又到理论中去的学问，不能“述而不作”。它的理论要紧扣实践、指导实践。其最直观的特点在于。编辑出版的成果即刻会受到社会、读者的检验。编辑出版者的劳动集中体现在间接的创造上。正是基于这种特点，它必须具备一定的宏观前瞻性和再创造性。 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编辑出版工作在具体实践上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变量因素要远远大于稳定因素。其二，运行方式呈动态过程，跃动着的变量因素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往往是决定作用。从绝对意义上讲，战争中的每一个战例、医疗中的每一种治疗、出版中的每一次编辑活动，都只可能是相近、相似而不是相同。在把握住编辑出版学“战略”上的学问之后，重要的是向它的“战术”方面的学问“爬坡”。还是培根说得好：“各种学问并不把它本身的用途交给我们，如何运用这些学问。乃是学问之外的、学问之上的学问。”如何在编辑出版学的原理、规律基础上开发出更为深入的编辑出版实践上的学问，使之既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又具有实际指导性，乃是“之上”的、借助那些博大精深“之外”的思考和学问。 三是，从对编辑出版学以往的治学方式方法上看，研究者较多地习惯于传统的文史哲治学思路，考据、推理、演绎、归纳，等等。这并不错，却很不够。因为这种思考较易引入一种静态的、针对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的模式之中。就编辑出版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