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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禺致李致书信看四川出版人的作者情结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从曹禺致李致书信看四川出版人的作者情结 1 注释： 5 文2：从国王的演讲看奥斯卡的皇室情结 5 参考文摘引言： 10 原创性声明（模板） 11 文章致谢（模板） 11 正文 从曹禺致李致书信看四川出版人的作者情结 文1：从曹禺致李致书信看四川出版人的作者情结 在曹禺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四川教育抢得先机，在李致同志的支持下，奉上了《曹禺致李致书信》这份厚礼。这本书首次将曹禺与李致的38封珍贵书信公布于世，不仅为研究曹禺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而且为我们揭示了曹禺与四川出版人的深厚友谊。 对于而言，要保证出版高质量的图书，就要有高质量的作者队伍。像曹禺先生这样的著名作家，更是众多渴望合作的作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曹禺先生的新作《王昭君》和《曹禺戏剧集》等重要作品，都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的。四川人民地处西南，一无京沪等地理之利，又是一个地方，曹禺也并非四川人，他为什么会选择与四川出版人合作呢？《曹禺致李致书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尘封的故事。 《曹禺致李致书信》一书中的李致，在1977年至1982年任四川人民总编辑。李致家与曹禺家是世交，这虽然让李致很早就结识曹禺，但是并没有成为曹禺选择四川出版的原因。他的著作，大多还是由在北京的出版。是李致的学识、积极、热情，感动了老先生。杨字心［1］先生在《一个人的记忆》一文中，详细记录了四川出版人第一次向曹禺组稿的过程。1978年，曹禺剧作《王昭君》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李致就赶去组稿。他带了一大包书去拜访曹禺，向他展示四川出版的质量与实力。曹禺没有立刻表态同意四川人民出版他的书。李致迂回进军，他从小喜欢戏剧，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曹禺剧作中的台词。这迅速拉近了曹禺与李致之间的距离，就这样在笑声中初步敲定了由四川人民出版《王昭君》剧本。1978年12月3日曹禺致信李致：“你真能追！居然把我追到上海，也不放！真是个了不起的出版家。”就是这千里的追踪，为四川人民组到了曹禺的重要剧作《王昭君》 四川出版人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博得了曹禺的信任与支持。与曹禺达成协议后，四川人民派出了精良的编辑队伍。李致亲自参与编辑与内文设计，配画工作由戴卫和徐恒瑜等担任，他们的设计令曹禺非常满意。非常重视曹禺的意见，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满足。曹禺在1980年给李致的一封信中写道：“感谢你的深情厚意‘有求必应’，使我想起童年在我父亲衙门里的后荒园中的神树，上面悬挂着很多小小的匾和红布，上面一律写着‘有求必应’字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书的周期通常是一年，有时更长。而《王昭君》从组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三个月。1979年曹禺给李致的信中写道：“《王昭君》新本收到，此书印得十分精致，见到的都一致说‘好’。这要感谢组织工作者、印刷师傅、校对、设计、插图艺术家，以及所有的工作者们。这样迅速印出来，足见你社工作效率高，团结、合作好。李致同志，你的话确是算数的。”曹禺对四川出版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句“李致同志，你的话确是算数的”，是对四川出版人重然诺的由衷肯定。当初，李致向曹禺组稿时，曹禺提出时间问题，“希望在三个月内见书”，李致没有贸然答应，回到住地，他通过电话局（当时没有程控电话）跟远在成都的社长崔之富通了长途电话，次日又马不停蹄地去曹禺家，立下军令状，“三个月见书，只提前不赶后”。正是四川人民上下齐心协力，才能有如此高的工作效率！对四川人民的出书质量，曹禺在1980年2月的信中又再次谈到，“承印《王昭君》精装本，实在美，实在大方，出国赠送，为国增光，请告所有协助工作及印刷同志，感谢之极”。曹禺在1982年12月的信中写道：“前为赴日，四川人民印刷装订工作费了大力赶出《原野》若干本，送给日本朋友，他们确是赞美这样的版本，我也觉得很光彩。”又说：“《王昭君》印得那样好，我到处宣传。朋友们都很欣赏，大约稿子将源源而来，你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在1981年的一封信中曹禺写道：“今后若写新剧，将发表在期刊《收获》上……但书必在四川人民（出）。”曹禺这番话有一个时代背景，80年代初，出版资源稀缺，书荒严重。出版的图书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稿源是的生命源。作为地方，稿源状况更是堪忧。四川出版人努力把握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出版机会，并以高质量的工作赢得了曹禺的信任，使他自愿为四川出版担任了义务宣传员。回顾曹禺与四川出版人的珍贵友谊，可以看出，是四川出版人摆脱了出版官、出版商的面貌，真诚地为作者服务，使作者满意，而最终取得了作者完全的信任。 还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四川人民的努力，曹禺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修改、校对旧稿。在1981年的信中，他拟定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