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故事：宋代司法官选任的“三考”法.docxVIP

宋代司法官选任的“三考”法 　　宋代统治者在汲取五代十国礼法崩坏的教训之后，颇为重视“政刑”建设，一致认为“庶政之中，狱讼为切”，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以太祖、太宗为代表的宋代统治者对涉及狱讼的司法官，在选拔方面制定了一套严谨的考试与考核程序，如《宋史·刑法志》记载：“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仕出选官，皆习律令。”换言之，有宋一代，京官、朝官、幕职、州县官等官员任职都要学习法令，只有了解法律知识，通过朝廷规定的法律考试，才能有资格断案。即如宋太宗云：“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 　　科举取士考律义 　　发端于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之样本，宋代的科举考试尽管以四书五经为主，但律令也被纳入考试内容之一。宋神宗元丰四年规定：“进士试本经、论语、孟子大义，论律之外，加律义一道，省试二道。”也就是说，在科举考试时，参加进士科考的学生除了要测经义之学外，还要考律义一道，在礼部参加省试之时又要加律义二道。 　　除了科举考试统一测试律义以外，宋代还专设新科明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宋史·选举志》记载：“明法旧试六场，更定试七场，第一、二场试律，第三场试令，第四、五场试小经，第六场试令，第七场试律，仍于试律日杂问疏义。”庆历四年又在明法科的考试内容中增加了“试断案”，答卷符合律义要求才能合格。《宋会要辑稿·选举》称：“罢明经诸科。诏：许曾于熙宁五年以前明经及诸科举人，依法官例试法，为新科明法科。”即废除旧明法科，对那些在宋神宗熙宁五年以前考取明经诸科的举人，应该依法加试律义，此为新科明法。 　　相对于旧科明法而言，新科明法呈现出新特点：一是在参加考试的主体范围上进行了扩大。旧科明法考试限于各州县明法科的乡贡举人，新科明法将熙宁五年以前的诸科举人都纳入考试主体范围之内；二是在考试内容上，新科明法取消了以往纯理论范畴的经义考试与说理，改为以《宋刑统》为律义学习与实践断案；三是新科明法中举者政治地位的提高。即新科明法考试及第后身份与进士政治身份相同，统一由吏部授予官职。基于其特点，加之新科明法考试内容单一，不考四书五经，便成为很多人谋取仕途的捷径，一时间争相学习试举。 　　对此，御史刘挚、宰相司马光等人提出异议。刘挚认为：“近制，明法举人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臣窃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礼义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今新科罢其兼经，专于刑书，则意若止欲得浅陋刻害之人，固涉深险之士已。”即新科明法考试范围限于律、令、《宋刑统》条文及实际断案能力。历代先王治理天下均是以礼义为根本，而以刑法为辅助，现不考四书五经，只考刑法条文，这样的结果似乎是在选取目光狭隘、偏执之人。司马光认为：“至于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以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说的是，律令格式是历朝为官者所必备常识，不必设置明法科来专门选人，为官者只要通晓礼义，刑罚则无师自通，故无需单独设置明法科。 　　宋哲宗在听取大臣意见后组织集议，结果是继续新科明法考试，但是新科明法的应试者需要考四书五经，是为“省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刑统义五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五道，第三场试《论语》《孝经》义各二道。” 　　司法官任职考刑法 　　宋代对于那些通过考试选拔、获得做官资格但尚被任命的官员也要进行律义测试，即“出官试”。“出官试”分为两类，一是对有出身的人考试律义、断案，然后授官；二是对低级文官“选人”进行大规模的法律考试，以图选拔通晓律义之才。宋神宗时，要求进士及诸科同出身之人必须通过“出官试”，取得司法资格，才能注官任职。即“自今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试监薄人，并令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与授官。若累试不中或不能就试，侯三年注官”。 　　除此之外，还有“吏部铨试”，自宋神宗始，铨试正式成为一项选拔司法官吏的法律考试，“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设经义。” 　　宋代的统治者认识到法官的素质高低与司法公正休戚相关。《棠阴比事》记载：“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宋真宗也有“法官之任，人命所悬，太宗常下诏书，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的论述，即百姓的生死性命寄托于法官身上，不容小觑。 　　各州县选取辅助长官审理案件的“司理参军”及“司法参军”都要慎重挑选，严肃其地位，并给予丰厚薪俸。为此，宋代最高统治者确立了法官选取的基本标准：一是从事司法活动的官员必须是懂四书五经的儒家生员；二是要能够谙法律、晓吏事；三是要通过专业的法律考试。通过此三种考核，不仅遴选到了明理知法的高素质法官，也使得宋代士人的习律之风空前高涨。 　　此外，宋代针对官员转任也要测试律义，如果官员要转任司法官员，须参加“试刑法”的考试，又称“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