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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织》与《变形记》的比较 卡夫卡是奥地利作家， 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 《变形记》 是他于 1912 年完成的一部中篇小说。蒲松龄是中国清代作家， 其创作的 《聊斋志异》 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文短篇小说的最高成 就，《促织》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两位作家一中一西，生 活时代、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异域同心，《变形记》 和《促织》都写了同样的人异化为“虫”的故事，因此，这两篇 小说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就《促织》和《变形记》异化主题 试作以下比较： 一、《促织》和《变形记》的主题相同之处：都是描写人性 的“异化”， 表现了人性扭曲的悲哀， 揭示了人在强大的社会现 实面前的渺小无力 “异化”从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是： 在环境的压力下， 人失去 自我，失去价值，尊严、地位乃至躯体，成为非人。按照马克思 的表述就是“物对人的统治， 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 产品 对生产者的统治。”其含义是指人被“物”（例如金钱、机器、 产品、生产方式等）所驱使、所胁迫、所统治而不能自主，成为 “物”的奴隶，进而失去人的本性，变为非人。 《促织》中的成 名之子变身“蟋蟀”和 《变形记》 中的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 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命题的文学表现。蒲松龄在《促织》 中，通过描述主人公成名因为朝廷征收促织而经历的精神折磨和 丧子之痛，由此批判了统治者贪婪残暴、自私自利的本性，表达 了作者对底层百姓艰难处境的深深同情。 小说开篇写道：“宣德 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 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虫价值连城，人却一文不值，人的地 位与虫的地位差距悬殊， 这是多么的悲哀。成名是一个下层知识 分子，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而且还缺乏应付纷繁复杂事务的 能力，却被狡猾的小吏报到县里，被授予里正的职位，他绞尽脑 汁想要推脱这件差事，却无济于事。不到一年的时间，本来贫穷 的家庭因受牵连而变得更拮据，又遇到朝廷征收蟋蟀更是雪上加 霜，成名感觉陷入绝境，苦闷忧愁，想要寻死，因为他既没有敲 诈勒索老百姓的胆量，也没有多余的钱财来作为补偿。 只好早出 晚归到处寻觅促织，还是一无所获。由于未按规定期限完成任务， 成名就被官府打得遍体鳞伤，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折磨得他几 欲放弃生的希望。后来在巫婆的帮助、鬼神的启示下终于捉到一 只俊美健壮的促织，夫妇俩十分高兴，把促织视为珍宝，可天有 不测风云，年幼的儿子懵懂无知，促织被一不小心弄死了，造成 的结果是：妻子吓得面无人色，自己急得全身拔凉，儿子害怕得 跳井自杀。接连不断的挫折折磨得成名失去了人格尊严， 意志变 得十分薄弱。作为父母，虽然怀着丧子之痛，但一想到失去促织 将要迎接更大的惩罚和灾难，丧子之痛在此刻变得微不足道了。 弱小的促织掌握着成名一家人的命运， 人命远远抵不上虫命，让 人感到悲恸。成名在没有上缴促织时，家境贫穷，身体和精神都 备受煎熬，而在成功献虫之后，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功 名利禄纷至沓来。可见封建统治者腐朽到了极致， 小人物的旦夕 祸福，完全由统治者的喜怒哀乐来决定。 卡夫卡的《变形记》主要写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 后的种种体验和感受。“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 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由此，他的悲 剧开始上演，格里高尔虽然变形为虫， 但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理和 思维，而且还能听懂家人的话语。然而一开口，却只能发出虫子 叽叽的声音。面对自己的变形，他非常恐惧，但只要一想到自己 深爱的家人，心里又充满温暖。而家人对待甲虫的态度怎么样 呢？变形之初，家人的态度是分化的，母亲恐惧，一见到甲虫就 会晕倒；父亲只是大怒，追打儿子，居然把一个苹果砸进甲虫的 背壳里，任其腐烂；格里高尔最疼爱的妹妹格蕾丝开始还尽心尽 力的照顾甲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越来越不那么尽心了， 更可怕的是，在发生了吓走房客的事件后，格蕾丝终于愤怒了， 甚至绝情的宣布：“对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 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和家人对待甲虫的态度相比， 格里高尔对待家人的态度在变形前后是完全一致的。 变形前，他 早出晚归，“长年累月的到处奔波”，养家糊口，不敢生病，没 有娱乐，没有朋友，丧失了作为人的乐趣，唯一的活动就是工作。 对于自己最爱的妹妹，他还想着等到有了足够的钱，一定要把妹 妹送进正规的音乐学校学习，他是那样的热爱着家人。而变形后， 家人居然渐渐地对他另眼看待了，他不再具有任何利用的价值 了。总而言之，《变形记》完整地展现了格里高尔变形后家人对 他态度的转变过程，最开始对他寄予希望，想着他能够恢复人的 状态，继续赚钱养家，因此对他关怀备至。后来发现他变回人的 希望渺茫，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开始对他有厌恶之情。最终发 现希望彻底破灭，便希望他用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