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河西佛教.docVIP

元明清时期的河西佛教 前言 　　河西地区东起鸟鞘岭，西至敦煌，南依祁连山，北靠龙首山、合黎山、马鬓山，中间为狭长地带，故称河西走廊。这条走廊，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历史上会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非欧的必经孔道，是闻名於世的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流荟萃，民族交往十分频繁，同时又是屛蔽关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经营西域的中转站，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汉代以来，佛教东渐，陆路经由西域、河西走廊，传入内地。由於近水楼台，使外来的佛教文化，在河西地区以比内地更为优越的条件而传播。早在西晋时期，竺法护就会在敦煌、酒泉一带翻译佛经，讲经授徒，影响很大。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活跃，译经圣行，开窟建寺成风。北魏灭北凉后，河西佛教暂时衰弱。但不久，随著北魏统治的加强，河西佛教又渐渐恢復。隋唐至宋初，河西地区由於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佛教虽也有所发展，但远不如十六国时期那么兴盛。西夏占领河西后，由於西夏统治者极力崇佛，会一度把佛教作为国教，河西地区的佛教会盛极一时。到了元明清时期，由於海上交通的兴盛，“丝绸之路”的衰落，河西地区也随之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河西的佛教发展衰微。但由於元明清时期，各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边疆，羁縻外族，都对藏传佛教极力推崇，河西地区的藏传佛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汉地佛教的发展。　　关於元明清时期河西的藏传佛教，藏文佛典中有大量记载，如部分藏寺志及《安多政教史》等，汉文中的资料也有少许，如明清《实录》及河西的地方志。而汉地佛教，佛籍中记载很少，洋洋百馀卷，载有千馀人的《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及《续比丘尼传》等典籍中，河西乃至甘肃的僧尼寥若晨星，显然河西的汉地佛教发展落后了。幸在河西的地方志中还载有大量关於汉地佛教的资料。　　本文主要运用明清河西方志、考古资料及藏文典籍（汉译），对元明清时统治者对河西佛教的扶持，河西佛教发展概况，特点及产生的影响，作一全面考察，以明确元明清时期河西佛教的状况。 第一章　元明清统治者与河西佛教 　　河西起廊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胍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间，是蒙、藏进行交往的最近地区，该地亦有藏、蒙居民聚居，因此，蒙元统治者为了搞好与藏族的关系，巩固其统治，极力尊崇藏传佛教，阔端与萨班在凉州的会谈即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继后的明清统治者，为了羁糜蒙、藏，也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对其进行怀柔，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元史．太祖纪》载成吉思汗二十一年（一二一六）夏，取甘、肃等州；秋，取西谅府搠罗、河罗等县，占领了河西。《元史．太宗纪》载，元太宗窝阔台七年（一二三五），皇子阔端奉命统兵由陕入川，收秦、巩等二十馀州，一直打到成都，后撤军屯兵镇守凉州。窝阔台死后，一二四二年，乃马真皇后专权，阔端“开府西凉”，一二五一年卒於西凉府。阔端开府西凉期间，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邀请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举行会谈。　　萨迦．班智达（一一八一～一二五一年），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任法王，於一二六年接替其伯父住持萨迦寺，成为当时西藏地方很有影响的一名佛教大师，萨迦派也因之成为西藏地方最为强盛的一个教派，而且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萨班不但有“学富五明”的崇高声誉，还兼掌后藏政、教大权。因此，一二三九年，阔端的一名大将多达那波攻打西藏时，将此情况了解并饋给了阔端：“现今藏土，……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致之（１）。”阔端正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达到将来对西藏管理统治的目的，便毫不犹豫地接受多达那波的建议，於一二四四年向萨班发出邀请昭书，邀其来凉州会谈。　　（１）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萨班接到邀请书后，在广泛听取和徵求西藏各层人士的意见后，本著民族统一和为西藏前途著想的强烈责任心，决定接受邀请。当时萨迦．班智达业已六十三岁，携其侄子八思巴（当时仅十一岁）与另一侄子恰那多吉（当时仅七岁）於一二四四年前往凉州，一二四六年萨班抵达凉州。一二四七年初，阔端与萨班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会谈按双方各自的意愿，取得了十分圆满的结果。会谈的重大成就是就西藏归属蒙古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并由萨迦班亲自写成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公开信，即《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协议内容包括蒙古汗国对西藏的主权关系、户口登记、徵收赋税、地方官史的任用等。　　阔端邀请萨迦班至凉州会谈，一是为了西藏的归属问题，另有一个目的是请其在凉州弘法。萨班在凉州“为阔端王及部属授与喜金刚的灌顶，显示种种神通，得到王的敬信”（１）。并“亲授王《大乘发心经》、《大悲空智金刚灌顶》等经，使蒙古国之人成就供养之德，弃绝不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