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下编 第十六章.pptxVIP

中国文化概论下编第十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关系的规定，逐渐展示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在儒、道、墨、法、佛诸派的价值原则中取得了自觉的形成。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不同的价值观念相拒而又交融，相反而又互补，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价值系统。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特点，这主要是就儒家的价值取向而言，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整体系统分析，我们则不能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多元价值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紧张和内在关联、互补的关系。本章即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做一整体的逻辑分析，以便了解它的多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更准确地把握它的思想核心。注重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早在先秦，天人之辨便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问题之一。它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又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天”即广义的自然，“人”则指人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这样，天人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便构成一种价值关系，而天人之辨则成为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起点。 人是否应当超越自然的状态?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首先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儒家是较早对这一问题做出自觉反省的学派之一。按照儒家的看法，自然是一种前文明的状态，人应当通过自然的人文化，以达到文明的境界。孔子很早就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鸟兽是自然的存在，“斯人之徒”则是超越了自然状态而文明化了的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文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群)。在这里，对鸟兽(自然的存在)与“斯人之徒”(社会的存在)的区分，已包含着对人文价值的肯定。 “斯人之徒”是作为类的人。超越自然不仅表现在形成文明的群体，而且以个体的人文化为目标。就个体而言，自然首先以天性的形式存在，而自然的人化则意味着化天性为德性(形成道德品格)。儒家辨析天人关系，总是兼及个体，与注重群体的文明化相应，儒家一再强调个体也应当由自然的天性提升为人化的德性。在儒家看来，就天性而言，人与一般禽兽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停留于这种本然的天性，那么，也就意味着把人降低为禽兽。荀子曾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气”“生”“知”(知觉能力，如目能视之类)都是一种自然的规定或属性，“义”则超越了自然而表现为一种人文化的观念。人之为人，并不在于具有气、生等自然的禀赋，而在于通过自然禀赋的人化而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义)；正是这种人化的过程，使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而具有至上的价值(“最为天下贵”)。这样，儒家便从群体关联与个体存在两个方面，对人文价值做了双重确认。 早在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便提出了“仁”的观念。作为原始儒学的核心观念，仁具有多重涵义，而从价值观上看，其基本的规定则是“爱人” ，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人道原则。以“仁”为形式的人道原则，首先要求对人加以尊重和关切。当马厩失火被焚时，孔子所问的是：“伤人乎?”他并不打听火灾是否伤及马。这里体现的，便是一种人道的观念：相对于牛马而言，人更为可贵，因此，失火时应首先关心人。当然，这并不是说牛马是无用之物，而是表明牛马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存在只具有外在的价值(表现为工具或手段)，唯有人才有其内在价值(本身即目的)。孟子由仁学引申出“仁政”，要求以德行仁，反对用暴力的方式来压服人。即使在具有神学色彩的董仲舒儒学体系中，同样可以看到内在的人道观念。董仲舒虽然将“天”神化为超自然的主宰，但同时又一再强调“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最为天下贵”。他还认为，天地之产生万物，乃是为了“养人”；换言之，一切以人的利益为转移，在神学的形式下，人依然处于价值关怀的中心。在天人关系上，墨家的看法与儒家固然存在着不少差异，但也有相近的一面。和儒家一样，墨家对自然的状态与人文的形态做了区分，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动物，有羽毛做衣服，有水草做食物，故既不事农耕，也无需纺织。人则不同：“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力”泛指人的活动。在墨家看来，正是通过这种活动，人超越了自然状态中的动物，而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生活，这里内在地蕴含着化自然为人文的要求。 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按墨家之见，社会之所以产生争乱，主要便在于社会成员不能彼此相爱，若天下之人能兼相爱，就可以消弭纷争，彼此相亲，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兼爱”观念所体现的，同样是一种人道原则，在注重人道原则这一点上，儒、墨确实有相通之处。当然，儒家所强调的“仁”，是以孝悌为本，它更多地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制约；墨家的“兼爱”则超越了宗法关系，它所体现的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普遍的内涵。儒、墨所揭示的人道原则，在佛教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