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中编 第八章.pptxVIP

中国文化概论中编第八章 中国古代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是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文化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因为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是靠中国古代教育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的。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百工技艺教育是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保证，没有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古代中国，视教育为民族生存的命脉。由于我们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以前。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都十分重视教育。据《尚书·舜典》记载，虞时即设有学官，管理教育事务，如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负责对人民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命夔“典乐”，即负责对人民进行音乐和诗歌教育。由于中华民族具有重视教育的悠久优良传统，所以四五千年来，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才能一脉相承，历久弥新。 商周时代，中国文化已有相当的积累，知识大体具备规模，这就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兴盛创造了条件。西周时不仅有国学，还有乡学；不仅有大学，还有小学；不仅有宫廷教育，还注意幼儿家庭教育，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体的“六艺”教育体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民间私学大师，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他们在教育思想上都有所建树，这是私人自由讲学带来的成果。不仅《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而且还出现了像《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管子·弟子职》等教育专著。《学记》与《大学》就是这一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的总结，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古典教育学专著，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孔子到西汉，中国已有专门传授知识、研究学问的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它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选聘学优德劭者任教授，称为“博士”；招收学生，随教授学习，称为“博士弟子”。太学的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学生分经受业，经考试及格，任用为政府官吏。政府给予“博士弟子”以极优厚的待遇。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为太学学生始建校舍，能容纳万人，规模巨大。东汉太学学生增达30 000多人，京师形成了太学区。东汉太学有内外讲堂，讲堂长十丈、宽三丈，同时听讲的人数有数百人，出现了“大都授”——集体讲授的教学形式。汉代太学与独尊儒术汉代的学校，是官学与私学并举。官学除中央政府所办太学之外，地方政府所办的学校，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庠”，聚曰“序”。私学则分两种，小学程度的称为“书馆”；而由著名经师设帐聚徒讲学的，一般具有大学程度。班固赞颂汉代“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可以想见当时学校教育发达的盛况。 两汉教育以儒学经典为教材，虽然经师们因派别和师法不同，讲授内容大相径庭，但对于教育的主张，却在“明经修行”这一点达成共识。东汉灵帝时，为了正定五经文字，在熹平四年(175)，由蔡邕等以隶书书写《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刻于碑石上，作为官方教材，立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或“一体石经”。后魏齐正于正始二年(241)，在修补坏缺的汉旧石经基础上，又兼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刊刻《尚书》《春秋》《左传》(未刻全)，立于太学，称“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汉代的教育设施、教育思想和汉代的选举(选士)制度是互相配合的。汉高祖以来即有选士的举措，目的在于招纳贤良，共安天下。汉文帝二年（178），文帝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各地选上来的士人，经过测试，然后加以任用。汉武帝时，除贤良方正的选考外，又有孝廉茂才的察举，甚至规定郡国人口20万人以上，每年察举孝廉一人，40万人以上察举二人，如此类推。 晋代中央学制分为两种，一为国子学，一为太学。前者限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内设祭酒一人，博士一人，助教十余人。后者为平民子弟而设，立博士员19人。太学的规模很大，晋武帝时，太学生曾超过7 000人。北方少数民族所建十六国中，不乏仰慕汉族文化而兴学者，如前赵刘曜、后赵石勒都建立了太学及小学。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亦设五经博士，学生为州郡选派，多达3 000人。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称为“四学制”，打破了儒家一统教育的状况。 到梁时，学校教育渐渐有了合儒、佛、道于一堂的做法。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秀士仍沿两汉旧制外，又新增一种旨在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