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县志》补遗.docxVIP

《乾隆县志》补遗 龙昌县（现龙昌市）建于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自明朝以来已有454年的历史，其中明朝78年，但明朝没有记载。原因如下。正如道光县法官张秉三所说。“龙昌县建于明朝隆庆年间，它是在富荣和泸州的土地上形成的。它的早期文献是在他的控制下进行的。龙庆县没有任何文件。自隆庆二年逮崇祯甲申，凡七十八载，岂无集为志者？或兵燹之后，又复无存。” 所谓“《（乾隆）隆昌县志》二种”，是指黄文理和朱云骏所修二志（以下分别简称“黄《志》”“朱《志》”），我们在整理的基础上对二志进行了细致研究，对诸如作者及修纂经过、体例、内容、成绩、不足等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研究者了解和利用二志是有帮助的，因此不揣鄙陋，将其公诸同好，并请多加批评指正。 一、 明确了志书“史”、“文”和“志”的“和” 黄文理，康熙六十年（1721）生 乾隆二十年协纂《（乾隆）桂阳县志》的经历为黄文理日后修志奠定了基础，也使他的修志思想变得更为自觉。上任不久，他感慨隆昌建县近二百年间，仅有康熙时所修一部志书，且因初创，内容简略，又“逮癸未之秋，仅传点墨，益恐因循而旷轶”（黄文理《隆昌县志序》），所以在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就开始着手相关工作。应该说明的是，与志书多委他人纂修的惯例不同，黄《志》的纂修工作由黄文理一人总其成，且成书仅四个月。据姜懋勋《序》称黄文理“公馀自秉笔，焚膏继晷，自夏徂秋，四阅月而《志》成”，姜《序》作于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由此可知黄《志》修成在是年秋，而刊成则在第二年的端午节之后了（黄《序》作于乾隆二十九年天中月，即端午节时）。 朱云骏（1718-1781) 与钱振龙《（康熙）隆昌县志》（简称“钱《志》”）、黄《志》相类，朱《志》也为朱云骏总其成。在修志过程中，朱云骏常与友人及上司切磋交流，其中就有段玉裁与吴省钦。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年”条：“六月，偕同官朱云骏入报销局，兴趣略同，暇益潜心商定（指《六书音均表》）。”又“乾隆四十一年”条：“在富顺县任……是年改修《富顺县志》……‘五阅月而书成。书既成，而予去富顺矣。’” 而与四川学政吴省钦的探讨，是通过吴氏致朱云骏的信知道的，吴省钦《白华前稿》卷二十收录了《与朱画庄书》一文，全文如下： 顷诵《县志》六篇，以新造之邑，为无米之炊，体例谨严，搜采明备，过康氏之志《武功》远矣。其皮毛枝节，无害于义例而当改正者，如卷首结衔系“臣”字，篇中则系“画庄朱氏”。古经进之书，如刘向校《七略》、薛瓒注《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皆称“臣”。近时敝郡王司农鸿绪表进《明史稿》，其板心称“横云山人集”，遂停颁发。又新令府、州、县志先上礼部勘覆，然后布行。今《志》未经呈覆，则“臣”字似可节去。至本官须系本阶，如未奉敕授，书官不书阶可也。《石谿亭》诗“骚坛”今改“诗情”。“骚”之传者，只屈、扬二篇，非如作诗者之多可云“坛”也。“历城家明府”当改从“朱”。东坡有《次韵子由送家退翁知怀安军》诗，“退翁”谓“家定国”；苏天爵《元文类》载林霁山有《家大参归自北寄呈》之作，“大参”谓“家铉翁”。则家定国、铉翁皆“家”姓，非本家之“家”。嘉、隆后诗文，每以同姓之某为“家某”，无所依据。拙序无可观，行箧中亦无一卷书可资考证者，益以念作者之甚难也。 此书中就朱《志》提出三处商榷意见：一是结衔称“臣”和未实授不当称阶；二是对自作诗“骚坛”当改为“诗情”的说明；三是称同姓为“家”无所依据。对照朱《志》，第一条看来已改正，因为朱《序》署名即为“知隆昌县事金匮朱云骏识”，未书臣字和官阶。但第二条、第三条则未予采纳。 至于信中谈到的“拙序”，经考察今存朱《志》天津图书馆藏本并未刊入。但《（咸丰）隆昌县志》、吴省钦的《白华前稿》却收录了那篇序。序之原文如下： 志者，史之一体。古小史掌邦国之志，今国史、一统志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今直省通志及府、州、县志是也。稽之实录，信之红本，其理博而词不繁，故史臣之志难而易；广之见闻，考之纪载，其体繁而物不博，故府、州、县之志易而难。近代割置之县，其地理人物，史家固不详，又不可信心凿空，以为一家之言，盖难之难者也。 泸州及富顺、荣昌之间，有县曰隆昌，顾氏祖禹谓故隆桥驿地，因以为名。乃奏置在隆庆元年，意殆如宋真宗县祥符、高宗府绍兴故事。今县令朱君云骏，下车九年，酌康氏海《武功志》义例，撰志六篇。 予惟府、州、县之志，不第与国史、一统志异，即省志亦不与同。康氏于其祖若父之事，累牍不休，至后稷、苏武纪传，仅存二三百言。姜原庙有金时宝意寺碑，其言虽不文而《志》不略采。其所援据，多削其本书之名，而于元妃之履武，隋炀帝之葬雷塘，一无所举正。自新城王文简以谓“文简事核，训词尔雅”，而近之志府、州、县者，多仿为之。以四方之志而自拟于金匮所藏，其意既近于僭，且取便于诡称高简以自文其不学之徒，后之考职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