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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试验区四个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的互融互融 一、 “三大战略任务”下的协同发展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四个中心”的建设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将成为未来上海发展的“三大战略任务”。为了建立全球合作发展合作，有必要找到合作的核心主题和障碍。在上述目标之下,上海自贸试验区面临以全面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机制建设与海内外高端要素流动融通为目标的制度创新任务,进而成为三大战略任务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 (一) 上海自贸试验区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容后将在“双自联动”的基础上,将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所需的制度变革置于自贸试验区的框架下,做探索与压力测试,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支持与创新网络合作的制度建设,探索相关的制度创新率先在自贸试验区下予以推进,从而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层面上的联动。 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的“大自贸试验区”将覆盖金融、科技和现代工业等多领域的产业发展高地与多层次的服务功能平台,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发展和科技创新要素的集聚,上海自贸试验区将依托浦东新区诸多高科技产业园区率先打造一个具有创新服务模式并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的“智慧口岸”。聚焦于这一“智慧口岸”发展的功能需求和服务平台的定位,针对现阶段浦东新区高科技园区、金融商务区和保税区的制度安排与代表性企业的诉求,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便利化安排、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国际化创新合作和高标准科技成果保护上还有较大的制度变革空间,相关领域的法制建设与服务平台开发将成为下阶段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重点。 (二) 构建上海自由贸易区创新体系 现阶段的发展重点包括3个领域:一是技术贸易和研发外包便利化的机制重塑。二是服务于新兴服务业态发展的专业信息平台建设。三是针对浦东新区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创新价值链升级的制度创新。三者联动呼应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战略的内在需求,将整个自贸试验区建成契合国际营商环境的创新要素集聚区;呼应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融入跨国研发价值链的内在需求,在涉及创新资金募集、研发人员流动和高标准的研发成果保护等各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创新制度平台。 上海目前处于以现代服务业为取向的产业转型,必须以现代服务业国际经营与贸易活动为重点服务对象,参考国外成熟的自由贸易区相关法规,将服务贸易便利化制度安排作为下一阶段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点。以制度创新为基本原则,比照TPP等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准则,以更具法律效力的方式制定和推行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举措。 二、 现代服务贸易的便利化措施 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服务贸易管理和便利化方面仍存在一些“空白”,需要充分考虑高新技术企业与研发型服务企业的跨国经营、跨国研发外包等现代服务贸易的业态,将便利化措施嵌入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便利化导向的综合性制度安排中。 (一) 当前问题及其制度障碍的分析 1. 产品贸易流程繁琐,通关效率低 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研发与制造企业的贸易集中体现为知识密集型的技术贸易和研发外包形态的服务贸易,包括用于试验的各类中间产品进出口和研发过程内的服务外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生物试剂、生物样本和芯片晶圆体的贸易以及新药开发中试阶段的数据分析外包。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特点是需要专业人才加以识别,这就对贸易流程中的检验、检疫与检测环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以生物标本和人体体液为代表的生物医学实验中间品,往往是企业在研发过程中亟需的中间产品,但由于其在细菌检测等检疫环节上所需专业技术支持,导致贸易流程冗长。在集成电路产业,企业的贸易对象集中于芯片生产所需晶圆体的加工贸易以及各类集成电路设计图和技术特许等纯技术贸易,这类贸易企业时常面临海关估价准确性问题。这类技术和服务的跨境流动需要在海关、商检、检疫等多个部门进行申报,整个审批流程手续繁琐,时间不可预测。 2. 国际研发外包结算方式单一,影响企业资金高效管理 一是贸易的无形性特点与现有的贸易管理模式不相适应。这种特殊服务在交付环节上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无形”的信息,是新兴服务贸易中的一个类型,其交付与结算环节上不同于一般的技术贸易。由于对象高度的“无形”性,服务贸易对象往往就是一个分析报告,需要特有的专业知识和监管手段实现全程服务,而现阶段包含海关、外汇管理等多层次贸易监管机构相对独立而未能一体化,对这类无形贸易的管理仍然采用传统贸易监管做法,导致繁琐的审批制度,降低国际外包管理的效率,企业不得不面对较高的资金占用,这不利于企业的资金高效管理。二是跨国研发外包服务未能纳入到现有现代服务外包产业的激励政策下。研发外包作为一个高知识密集度的服务外包,从服务对象和形态上符合服务外包政策的扶持导向。但在现实中,由于这类外包项目包含大量专业知识和企业内部研发信息,根据业内对研发外包合约信息披露对规则,相关合约内容不宜对外公开,而这恰恰与申请外包优惠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