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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控制范围的扩展 1926年3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履行教育行政职能。从机构设置而言, 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成立, 是中国中央教育行政机关首次采用委员制, 同时完善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随着广州国民政府的统治从广东向全国拓展, 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北迁与变革, “俨然成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的最高机关” 一 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性质 教育行政委员会从1926年2月开始筹备, 到1927年10月1日正式归并大学院, 前后持续近1年零8个月。从1917年的广东护法军政府到1925年的国民政府, 虽以中央政府自居, 实际控制范围却有限。加之时局动荡, 政权不稳, 政府无暇顾及中央教育行政的建置。1920年, 陈独秀等人曾组织过一个广东教育委员会管理广东省教育事宜, 仅存在1年多。1926年, 汪精卫讲“广东自民国六年脱离北方政权之后, 最高之教育行政机关只有广东教育厅” 国立广东大学与国民政府的成立, 推动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置。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 国立广东大学直隶于大元帅府, 校长由元首任命 国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行政采用委员制, 有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原因。广东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受苏联体制影响, 大都采用委员制。此外, 教育行政委员会与此前的广东教育委员会有一定的渊源。两者的相承关系, 在人事脉络上有迹可寻。1920年, 广东教育委员会以陈独秀为委员长, 另有汪精卫、戴季陶、许崇清3位常委。许崇清时任广州市教育局长, “和陈独秀一起, 组织了一个全省教育委员会, 汪精卫、戴季陶未到任, 只得我 (许) 和独秀两个在搞, 时间共一年多” 1926年2月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陈公博、甘乃光、许崇清、金曾澄、钟荣光5人为教育行政委员, 筹备教育行政委员会 筹备过程不尽如人意, 事出有因。陈公博和甘乃光醉心党务工作。早在2月初, 陈公博就请辞农工厅长, 以求“专心办理政治训练部” 因此, 许崇清与金曾澄操作了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具体筹办。首先, 制订教育委员会的组织章程。本来推定许、金2人起草 其次, 教育行政委员会办公地点的选择。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的议题涉及教育行政委员会会址, 有两个方案:或在教育厅, 或在国民政府 教育行政委员会办事人员的选聘, 是该组织机构设置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教育行政委员会在人事方面同样依赖广东省教育厅。国民政府下令:“查教育行政委员会组织法业经公布施行, 该会应即遵照办理, 惟办事务求实际, 会内职员可于广东省教育厅内遴选兼充, 以节经费。” 1926年3月1日, 各位教育行政委员在广东大学举行就职典礼, 陈公博、许崇清、金曾澄、甘乃光以及增补的褚民谊等5人就职 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备初期, 特派的5位委员都是广东人, 确有地域局限。陈公博辞去广东大学代校长后, 国民政府任命褚民谊署理校长职, 特派褚民谊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此后, 国民政府不断增添教育行政委员, 改变了原有的人事格局。5月24日国民政府增派张乃燕为教育行政委员。张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 又曾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6月5日增派韦悫。因为钟荣光久未回粤就职, 岭南大学内又起风潮。韦悫时任岭南大学教授, 又是教育界新进, 所以“国民政府现议决以韦悫为教育行政委员” 张乃燕、韦悫, 加上后来回粤的钟荣光, 于6月20日补行就职典礼 虽然教育行政委员会的成立, 从机构到人事, 都与广东省教育厅, 以及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甚至依赖教育厅;但随着教育行政委员的增加, 教育行政委员会的相关举措逐渐发挥出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作用, 渐渐走出筹备时的尴尬境遇。然而, 由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迁, 教育行政委员会又卷入党派纷争的漩涡。 二 中央协调教育行政委员会 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委员制, 人事安排上费尽周折, 无非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 减少教育行政的阻力。北迁进程中, 由于国民党派系分化, 各教育行政委员不得不在政治立场上有所选择, 导致内部四分五裂, 折射出国民党派系冲突的复杂关系。 北伐后, 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开始从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1926年12月, 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分批迁往武汉, 但教育行政委员会迟迟未动, 只派褚民谊与韦悫先行北上。12月20日, 褚民谊致电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已在武昌择定会址”。广州方面“请其就近向武昌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请示北迁, 以便拼档各项文卷, 定期北迁” 就在此时, 国民党内部分歧的表面化, 打乱了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北迁计划, 使北迁之事一波三折。迁鄂的国民政府人员在新国民政府组织起来之前, 于1927年元旦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 作为党政最高机关。而蒋介石欲谋求党政军大权, 坚持以南昌为新都, 并将国民政府迁鄂的第二批人士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