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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与杨贤江劳动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新时期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重要目标是基于普通教育模式向公司社会的转变，具有特定的专业特点”。“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提高素质，满足企业需求，努力培养高素质技术人员和技术人才”是新时期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劳动观念，离不开劳动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经亨颐是近代著名教育大家，他主张德智体美群多育并重，倡导劳动教育和实业作业教育，所创造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上虞春晖中学教育奇迹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杨贤江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曾是经亨颐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期间的学生，后又被经亨颐邀请兼任春晖中学教务主任一段时间，他提出劳动是教育本质内容之一，主张德智体美劳多育并重。两位教育家的劳动教育思想有不少相似之处，后者对前者有继承发扬；然而，由于所秉持的教育立场的不同，他们的劳动教育思想和所期冀破解的现实问题亦有不少区别。本文通过比较两者劳动教育思想的同异，加深我们对新时代劳动教育思想的理解，推进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 一、 杨贤江对经典易易劳动教育的继承和发展 （一） 日本高等教育防治学思 经亨颐，浙江上虞人，出生于上虞望族，是我国中等教育革新的先驱者。少年时代在上海接受维新变法思想，后留学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曾改名为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前身），主攻物理专业，但对教育专业尤为关注，立志教育救国。 经亨颐劳动教育思想产生受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基于其童年的成长背景。1877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幼年进入当地敬修义塾求学 （二） 杨贤江劳动教育思想渊源及其发展 杨贤江，浙江余姚云和乡（现属慈溪市长河镇）人，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青年运动领导人，著有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教育著作《教育史ABC》和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作《新教育大纲》。 杨贤江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深刻揭示教育本质，提出时代所迫切需要并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教育理论。其劳动教育思想的萌芽，是其幼年在家庭中受作裁缝师傅的父亲影响，以及1911年余姚诚意高小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其劳动教育思想的发展则是在1912年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受时任校长经亨颐的影响。经亨颐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和身体力行不仅让杨贤江得到熏陶，更给予他发表教育论文的灵感。学校开设了手工、农业等课程来实施劳动教育，杨贤江治学这些课程都颇为认真。1913年杨贤江起草教育论文处女作《论教育当注重实用》并送经亨颐指导后，由经亨颐送浙一师校刊《校友会志》发表 二、 杨贤江与经济恒益劳动教育的比较 （一）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树立劳动神圣 经亨颐认为，造成“吾国民有自私自利、浮伪虚荣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堕落，生活之日益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格教育和生活教育“不得要领”。为此，他提出：一是以人格教育维持生活，重在涵育学生的公共心和责任心；二是以生活教育维持人格，重在涵育学生的勤劳和俭朴。 杨贤江继承经亨颐提出的劳动教育养成学生勤勉习惯和俭朴劳动精神的观点，他提出“养成能劳苦操作之习惯、勤俭诚朴之良性，庶几毕业以后能适应社会所需用，且以贯彻教育之本旨”的观点，认为学校都必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目前，偏重理论、空谈修养的学校教育，还得大大的提倡劳动神圣。”放弃以往那种劳动者是下等的、不入流的观念；必须注重实施劳动技术教育，始终关注生产劳动 经亨颐和杨贤江都反对教育远离劳动、教育与劳动成为两张皮的观点和现象，都主张在学校实施劳动教育。但两者就劳动和教育之间的关系界定、对劳动教育的主旨目标，尤其是劳动教育对促进学生发展层次的界定、对劳动教育满足人的发展需求程度的认识并不一样。经亨颐把劳动教育的主旨仅仅定位于朴素的勤劳习惯和俭朴的劳动精神，杨贤江则把劳动教育的主旨从服务于学生的生存生活的基本需要扩展到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的高度。杨贤江的劳动教育主旨论比经亨颐的劳动教育主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目标更为全面，既呼应了经亨颐针对当时社会蔑视劳动的态度的批判，更提出了教育领域实施劳动技术教育服务于学生主体性人格塑造、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标准，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立场的。 （二） 生修养神品之要举 经亨颐在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拟订校训时，把“勤”作为四字校训的首字，并通过历次学校园开始讲话等实施劳动典仪教育，要求学生认真对待学习和劳动，务必做到勤奋、勤劳、勤俭，提出“勤为农事与教育均为不可少之要诀。不勤农事，必无收获，教育安有效果？希诸生将来于教育实际得良好之效果，可观诸生今日于农事实习，有美满之收获”，并将其作为学生修养品性之要举。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训“勤、慎、诚、恕”成为杨贤江学生时代学习生活的指导思想，对他一生的行为和作风产生了直接作用，也影响着他的劳动教育路径观。但是，在